转向|历史法学的公法转向 | 2021年《法治周末》十大法治图书《公法的法理学》( 四 ) 国家|转向|历史|法律|法治|法学

起源与原理并举，已经说明这个历史方法的含义要比实证历史科学更丰富。而能够确保历史与原则共同发生的条件，似乎就是共同的市民生活处在“生机勃勃”的时刻。在那样的时刻，彼此之间的共同意识和各个个体的自由意识是圆融无碍的。这样的历史起源并不等同于一个历史事件，而且也比应对某个历史问题的功用思想更为基础。它类似于一个可以反复重启的伙伴关系模型，在不断复杂演进的条件下，被衍生出来的繁复法律材料所遮蔽，以至于需要有分化出来的技术要素的辅助。但技术要素本身也因此而受制于这个原始的伙伴关系模型，因为在这个模型中包含了正义和友爱的生命力。科学方法的目标归根结底在于对这个原始模型的探究。经由历史回到本源，而不是经由历史回到过去。这个本源的生命构成民族自身的生命；民族的力量随着这“活生生的历史意识”
的消长而消长。
当它被埋入地层之时，法律材料也就成了它的坟墓，民族也进入了她的暮年。从这个角度来说，萨维尼历史法学中“缺失”的那个公法环节，实际就是这个本源的自我意识：宪法是组织起来的伙伴关系，公法的历史法学乃至整个历史法学，都是自由记忆的艺术。它是有关回到本源的技艺。当公民同伴能够在可以理解的意义上，自由进入这个创始的位置，我们就可以说，他们返回到了历史的源头。与现代实证历史学的理解相反，历史法学的历史并不是时间流逝所留下的残余物，而正好是时间流逝的对立物。之所以有事物值得作为“历史”被记录，是因为这些被记录之物具有经受时间流逝的侵蚀而持存的价值。历史书写，就其本意来说，就是对抗时间。这是阿伦特笔下古希腊人的“历史” ，也是阿伦特笔下古罗马人的“宗教” 。
志勇在文集中对人民主权、共和、代议制与宪法爱国主义的研究，表面看来，主要是政治理论的辩驳；即使包含了思想史的维度，也同实证历史学所理解的历史研究关系不大。但他试图为之辩护的那些基本理解，无不与我们刚刚揭示的历史法学之历史息息相关。志勇在文集的最后一篇有力地论证说，宪法爱国主义是一种建国学说。在文本的这个位置和这个时刻， “历史”以最为浓缩的意象和最为激烈的强度绽开。在此前提下，我们才不至于把历史法学与哈耶克式的法律与立法理论相混同。以此为基础，我们不妨说，公法学（尤其宪法学）的初始条件根本不是什么神秘莫测的主权概念，而是宪法学自身首先具备的主权世界之内的公民身份。否则，它将始终只是奴仆的家政学。它负责收集和装扮主人的弃物，而这些弃物既不属于它自己，又为它的主人弃之如敝履。与其说这是法学，不如说它是起居注意义上的“历史学” 。
第三个有关政治哲学的论题在文集中出现得最早，但对它的把握需要放在最后。如果说历史法学属于自由的记忆术，那么这个政治哲学的论题指向的则是自由的开端能力。处在中心的是“大立法者” 。用志勇的话讲，大立法者作用的对象是灵魂。或者我们可以概括志勇在解说孟德斯鸠时的用意，说大立法者是在自然必然性的约束下探索人类自由可能性的人物。他既标识出自然的限度，也标识出自由的限度。但这些素描都还远不能把大立法者与通常的立法者区别开来。需要另一个消极的维度，来想象这个大立法者。文集中有关政体的诸篇文章，多多少少提供了这个尺度。根据这个尺度，在权力的层面，大立法者之大，在于他泯然众人的存在方式。他是权力层面的无产者。他以符合灵魂的方式作用于灵魂，以符合自由的方式探索自由，以符合自然的方式对待自然。他是现代“武装的先知”的对立物。马基雅维里所刻画的这个形象，充满了过多的贪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