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草@丑书鼻祖杨维桢，将章草、今草、行草书相结合，却美倒无数人

明人张丑曾这样说杨维桢书法：“老子风流似米颠，戏拈笔墨亦萧然。高情不逐时人好，何处当令识者传。” 杨维桢性情如宋人米颠，对其书法理念也曾有借鉴，除此还有“散僧入圣”的杨凝式，此三人书法都能用“野”字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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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是一门具有书写性的艺术，艺术本身就是抒发情感的，书法的书写性既有传统的用笔运笔方法，同时也受书家自身的性情影响，古有草书大家张旭和怀素，曾以“颠张醉素”称其二人，主要是因为二人不拘于小节，尽情的展现本性，张旭曾醉酒以头发蘸墨而书，怀素饮酒作书，狂放洒脱，可见性情对书写产生的影响之大。
杨维桢也是一位叛逆抒发者，追求恣肆狂放一路，注重性情的表达，可从其诗学思想中看到，他在《剡韶诗序》中说到：

他认为诗是有感而发的，诗词的抒写是性情天性的表达。杨维桢破体书法风格特征表现为率逸洒脱，立足点是其以性情为本抒发情怀，以此呈现爽快洒脱的笔意，尤其是章草笔意的运用。
楚默《杨维桢研究》中这样描述其结体特征：“杨维桢结体的特点，决定了他要突破传统字法的四平八稳，而让情感的需要去结字。“万字皆同”的毛病正是在对字形缺乏情感体验，从而丧失对字形两度创造的魅力。杨维桢不守规矩的个性也正在这里放出异彩。”
正是由于杨维桢不拘泥的个性思想，才创新出不同于皇象、赵子昂和邓文原的新章草体，实现了篆、隶、楷、行、草五体在作品中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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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维桢作品中对五体的运用也正表明了他对文字的精心研究。杨维桢对书法用功颇深，从他的作品中能看出章草、篆籀的影子，也能看出二王书风的流畅，还与宋四家的洒脱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些都能说明杨维桢历览前贤，对书法的创新和发展所下的功夫之深，他的书法是对各体的重新组合和安排，为破体的发展提供范本。
杨维桢破体书法融合了五体的特点，在其作品中能清楚的看到各书体的存在，如：
《游仙唱和诗》中“不到麟洲五百年”几个字先是草书“不到”二字，“麟洲”和“五百”是两个牵丝连带的行书字组，最后“年”字是楷书，截取的此三行字毎行都是各体相间，运用自如，灵活生动。
《跋龚开骏骨图》的行距较之《真镜庵募缘疏》更明显，这与字组组合有一定的关系，将字组与字组之间的重心稍作调整，可突出结体的欹侧变化，这是行草书中常见的结体组合形式。章草和今草的融合更显俊美，如“道”和“草”两字劲健流畅，“太”、“真”、“供”等楷书也不失灵活，行草自组“道里远”和“五花如”增添变化。
《真镜庵募缘疏》风格狂放，但不失姿态美，各体的组合相映成篇，大小字形的穿插使用变化多样，有“大珠小珠落玉盘”之美。
《沈生乐府序》整体是劲健爽朗的感觉，其用笔和结字更多的是章草，如“龙”、“乐”、“府”等字，上下连带不多，以章草、楷、行、草各体相应成趣，呈现出劲健爽朗美。
《城南唱和诗》中各体融合比较明显，首先融入篆籀笔意，期间掺杂古体大篆，线条古雅流畅。其次融入章草用笔，古朴有趣。除此之外，楷行草相杂组合，流美随性，如“花有开”、“落水”、“飞鸟归”等自组。
《题邹复雷春消息》也是其狂放代表作，篆籀用笔部分与《真镜庵募缘疏》相比较优美，但其间“供”、“后”、“连出”等字各体组合自然和谐。从中可明显的看出楷、行、草等书体夹杂其中，这种现象也是行草书中常见的，动静相结合，丰富变化，给人新鲜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