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玉|杨焄评《〈洛神赋〉九章》︱如何走出“索隐式”阅读？( 二 ) 收入|宋玉|刘知|寓意|曹植|李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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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知幾著、浦起龙注《史通通释·杂说下·别传九条》
唐宋以降虽不乏与刘知幾同调者，但可惜所论大抵浮泛饾饤，直至近代学界，对这种“索隐式”阅读的批驳才逐渐趋于周详细密。黄侃早年撰有《洛神赋辨》（连载于《民国日报》1916年9月11日、20日），此后递经润饰增补，又改题为《洛神赋跋》（载《尚志》第二卷第九期， 1919年）和《曹子建〈洛神赋〉识语》（收入湖北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校订《黄季刚诗文钞》，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而先后刊布。文中就条分缕析地驳斥旧说荒诞不经，强调“《洛神赋》但为陈王托恨遣怀之词，进不为思文帝，退亦不因甄后发，庶几言情、守礼，两具得之” ，对其主旨做出新的诠释。沈达材的《曹植与洛神赋传说》（华通书局1933年）更是以专著的形式，分为“洛神赋传说考”和“洛神赋的解剖”两部分，做了旁搜远绍、穷原竟委的蒐求考辨，最终指出“《洛神赋》在体裁上，是摹仿《神女赋》的；而事实上的根据，便是依托着一个什么宓妃神女来做幌子，这在古人的文学中，也是常见之事，毫不足怪的。故在今日来论《洛神赋》内容的成分，它便是摹仿、依托二者的结晶品。我们最后的结论，仍是不为着什么而作的” （下部一《洛神赋为什么作的？》），这只是纯粹的抒情之作，无需过度诠释。这些研讨毋庸赘言给本书作者带来了很大的启发，举其夥者，在梳理《洛神赋》的渊源时，她先后论及“宓妃的传说”和“宋玉的神女” （参见第三章《〈洛神赋〉的前史之一——宓妃的传说》、第四章《〈洛神赋〉的前史之二——宋玉的神女》），就和沈达材所标举的“摹仿、依托二者”遥相呼应；而在探求《洛神赋》的寓意时，她认为全篇是由“守礼”“言情”和“赞美”这三重声部构成的复调式结构（参见第五章《〈洛神赋〉的寓意——用多声部表达守礼》），也与黄侃所述“言情、守礼，两具得之”有着显而易见的承传渊源。不过，若从方法论的角度着眼，与黄侃、沈达材等近代学者的论著相较，本书确实呈现出非常显著的本质区别，最引人瞩目的即大量引入由《洛神赋》文本衍生的书法、绘画作品，藉此重新对照检讨，钩稽考索“索隐式”阅读产生的源头，而不再拘囿于通过文学作品的单一视角来进行重复性的分析，故所做考辨愈加周详严密，而最终结论也更为坚确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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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达材《曹植与洛神赋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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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侃《洛神赋辨》
围绕着以《洛神赋》为题材渊薮的书法和绘画，在近年来的艺术史研究领域内其实也多有创获。其中最具代表性并堪称集大成的当推陈葆真所撰《洛神赋图与中国古代故事画》（石头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书中竭泽而渔地搜集到创作于不同时代、散布在世界各地的九种《洛神赋图》和其余多幅《洛神图》，经过细致缜密的比对考较，对不同画作的构图模式、叙事方法、风格谱系、分期断代等做了相当精彩的阐释。然而恰恰因为立足于艺术史研究，所以该书主要聚焦于“图画如何转译文本的内容、含义以及美学品质；图画如何叙事，包括故事画中所见的各种构图法；以及在画面上如何表现出时间和空间等各种重要的议题” （《结论》），也就是弃异求同，着重关注图像通过哪些途径来再现文字。《〈洛神赋〉九章》在构思结撰时曾受到陈葆真所用“转译”一语的触动，对画幅的解读诠释也多有取资借鉴，可是在考察视角方面则做出了耐人寻味的调整，即“看清楚图忠实于赋的部分固然重要，可更重要的，还是要知道图在转写赋的时候，到底增加了哪些信息、遗漏了哪些信息，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增加或遗漏” （《结语：文学研究范式需要一再突破》），也就是弃同求异，更侧重辨析图像与文字之间存在哪些歧异。本书反复强调《洛神赋》中第一人称的“余”仅仅是旁观的叙述者，并非赋作的主角，更不能简单地视为曹植本人；然而文字一旦被转化为图像，画家就不免要发挥想象去填补空白， “作为叙述者的‘余’便由隐而显，由无形变成了一个有样有貌的君王” ，主角也由文本中的洛神一人演变为画面里的君王与洛神两位；而这种直观生动的画面又会反过来影响到对文本的理解， “强化了读者的一个观念，以为《洛神赋》写的就是曹植与洛神的邂逅” （第七章《〈洛神赋〉转化为图——画家的第三只眼》）。经过这番抽丝剥茧的推求分析，作者揭示出在《洛神赋》流传接受的进程中，并非只存在文本解读对绘画创作的单向影响，还存在着绘画创作对文本解读的反向影响。作为文本的《洛神赋》只有一篇，以其为蓝本进行“二度创作”的绘画倒是接二连三，此消彼长之下所形成的反向影响积微成著，着实不容小觑。画家们偏离文本后飞驰神思，并诉诸穷态极妍的细致描摹，无疑会对读者产生很大的引导。在各类“索隐式”阅读中起源最早、影响最深远的“感甄”说，很可能就肇端于将文本转化成绘画时所出现的落差。文学与艺术之间的跨域融通在时下颇受重视，甚至有所谓的“文图学” ，致力于疏通文本内涵与书画笔墨之间的内在关联，本书却强调必须“始终注意到文学和绘画的差别，尊重它们作为材质不同的媒介，其实各有自己的特性” （《结语：文学研究范式需要一再突破》）。在呈现两者的共性之余，更需要留意彼此的异趋互渗，这才是题中应有之义，文学研究者和艺术批评家们确实都需要就此反躬自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