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玉|杨焄评《〈洛神赋〉九章》︱如何走出“索隐式”阅读？收入|宋玉|刘知|寓意|曹植|李善

《〈洛神赋〉九章》，戴燕著，商务印书馆， 2021年8月版， 254页， 58.00元
身为中古时期最负盛名的作家，曹植在辞赋、诗歌、散文等众多领域都取得了卓绝的成就，代表作《洛神赋》被梁代昭明太子萧统收入《文选》，更是很早便奠定了经典的地位。然而后世围绕这篇赋作主旨的推寻却始终聚讼纷纭，往往将赋序中“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赋”的作者自陈弃之不顾。唐人李善在《文选注》卷十九中征引佚名《记》，率先提出“感甄”说，认为曹植乃藉此感念思慕其兄魏文帝曹丕宠幸的甄后，故最初题作《感甄赋》，后来才改为《洛神赋》。清人何焯在《义门读书记》卷四十五“曹子建《洛神赋》”条中则倡导“寄心文帝”说，推断曹植盖以洛神喻指曹丕，意在引咎自责，表明心志，希冀兄长能够顾念手足之情。这两派主张都吸引了一大批忠实的拥护者，由此各执己见而相持不下。晚近以来仍有不少学者，除了依傍旧说而引申推阐之外，还另辟蹊径以再树新意。詹锳《曹植〈洛神赋〉本事说》（载《东方杂志》第三十九卷第十六号， 1943年）怀疑其中寓有“求贤自辅之意” ，与曹植身边的丁仪、丁廙兄弟惨遭诛杀有关；缪钺《〈文选〉赋笺》（载《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七卷， 1947年）则认为“曹植既有忧生之嗟，复怀友于之痛” ，撰作此赋是为了悲悼被毒害的任城王曹彰；逯钦立《洛神赋与闲情赋》（载《学原》第二卷第八期， 1948年）又指出曹植“本冀亲用，终遭疏忌，一切欲求，溘同梦幻” ，此赋与其奉诏入朝时的见闻经历有关。各家推陈出新，同样难有定论，遂使问题变得愈加错综复杂，当然在某种程度上也更引人入胜而欲一探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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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恺之《洛神赋图》
戴燕的《〈洛神赋〉九章》钩稽、参酌大量文献史料及研究成果，尝试对这个莫衷一是的老问题提出截断众流的新诠释，进而以此为例，探讨突破古典文学研究既有范式的可能途径。作者在多年前就撰有《半为当年赋洛神》（载《书城》2014年6月号；又收入《〈三国志〉讲义》，三联书店2017年），着重申说曹植撰写此赋的历史背景；随后发表过《〈洛神赋〉：从文学到绘画、历史》（载《文史哲》2016年第2期；又收入《远游越山川：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研究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对许多关键问题的研判已令人初窥端倪；此番经过大幅度的整合与扩充，更是对这篇赋作的创作历程、题材渊源、结构布局、主旨寓意、流传接受、递嬗衍化等做了巨细靡遗的深入考索。
【宋玉|杨焄评《〈洛神赋〉九章》︱如何走出“索隐式”阅读？】从“感甄”说到“寄心文帝”说，乃至近人提出的各种新说，尽管貌似针锋相对，可在解读方式上倒真可谓万变不离其宗，不约而同都迎合了“知人论世”的批评观念。本书对此则颇不以为然，用了不少笔墨来批驳这类牵强比附却源远流长的“索隐式”阅读， “也就是从字里行间勾勒悬索所谓隐藏在文学中的秘事，用这种方法将《洛神赋》与汉末三国时代的人物、事件联系在一起，从这里面揣度曹植的用心，推测他究竟是在影射何人何事”；随即郑重提醒读者不要本末倒置， “要了解《洛神赋》的寓意、宗旨，势必要回到文本，从文本的分析出发，看曹植在这篇赋中究竟讲了些什么” （第五章《〈洛神赋〉的寓意——用多声部表达守礼》）。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索隐式”阅读虽然在《洛神赋》接受史上绵延不绝，倒也并非无人对此产生疑惑乃至发起挑战。初唐史家刘知幾在《史通》外篇《杂说下·别传》中就已提到：“自战国已下，词人属文，皆伪立客主，假相酬答。至于屈原《离骚辞》，称遇渔父于江渚；宋玉《高唐赋》，云梦神女于阳台。夫言并文章，句结音韵，以兹叙事，足验凭虚。而司马迁、习凿齿之徒，皆采为逸事，编诸史籍，疑误后学，不其甚邪！必如是，则马卿游梁，枚乘谮其好色；曹植至洛，宓妃睹于岩畔。撰汉魏史者，亦宜编为实录矣。 ”指摘司马迁《史记》、习凿齿《汉晋春秋》未能明辨凌虚蹈空的文学创作与求真责实的史籍编纂之间应有的界限，将两者混为一谈，以致误导读者；最后顺带述及《洛神赋》，对率尔将赋作视为“实录”的解读，也含蓄委婉地提出了批评。刘知幾与李善约略同时而稍后，其《史通》写定于唐中宗景龙四年（710），而《文选注》成书于唐高宗显庆三年（658），两者相距仅五十余年。《文选注》呈上之后， “诏藏于秘阁” （《旧唐书·儒学列传·李善》）；李善晚年又在汴、郑一带（今均属河南）讲授《文选》， “诸生四远至，传其业，号‘《文选》学’” （《新唐书·文艺列传·李邕》）。而刘知幾“以善文词知名” （《新唐书·刘子玄传》），举证的屈原《渔父》、宋玉《高唐赋》、曹植《洛神赋》等均见于《文选》，想必也听闻过李善研治《文选》的盛名，并有机会检视秘阁藏书，藉此了解《文选注》的详情。他对“撰汉魏史者”的戏谑调侃，恐怕正隐含着对“感甄”说的不满。沿波讨源，这兴许是有史可稽的最早针对《洛神赋》“索隐式”阅读而提出的质问。刘知幾并未因长年担任史职，参与纂修国史，就心安理得地接纳泛历史化的解读。这一点往往被包括本书在内的历代评议所忽视，似乎还有必要拈出强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