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玉|杨焄评《〈洛神赋〉九章》︱如何走出“索隐式”阅读？( 三 ) 收入|宋玉|刘知|寓意|曹植|李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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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葆真《洛神赋图与中国古代故事画》
无论是对“索隐式”阅读的钩沉发覆，还是对《洛神赋》主旨的探究阐释，本书确实多有新见，但所涉及的范围既广泛，要解决的疑难也繁多，有时也不免顾此失彼。比如“感甄”说源自李善《文选注》所引佚名《记》，这究竟是在李善作注前就已存世的文献，还是在南宋尤袤刊刻《文选注》时另行补入的，作者的态度便有些游移不定。正文中斟酌以往的纷争，认为“《记》应该是唐人或唐以前人所作”；但在注释里又大段征引日本学者小尾郊一、富永一登、衣川贤次合编《文选李善注引书考证》（研文出版社1992年）中的论断（其实日本学者所述即迻录清人梁章钜《文选旁证》、胡克家《文选考异》的意见，别无发明），提到“据考证，此非李善所引，而是尤袤本添加进去的” （第八章《对〈洛神赋〉及图的历史解读——为什么是甄后》），并未对此做任何说明，就不免前后失据，令读者有些茫然无所适从。李善《文选注》成书于写本时代，早期传抄流布的情况相当复杂。据唐末李匡乂《资暇集》卷上“非五臣”条说， “代传数本李氏《文选》，有初注成者、覆注者，有三注、四注者，当时旋被传写之” ， “曾将数本并校，不唯注之赡略有异，至于科段互相不同，无似余家之本该备也” ，可知当时曾有多种繁简不同、段落各异的写本并存于世。清人胡克家《文选考异》因为见到袁本（明嘉靖袁褧嘉趣堂覆刻《六家文选》）、茶陵本（南宋陈仁子刻《增补六臣注文选》）中的李善注里没有这段《记》，就径称尤袤所刊李善《文选注》有所窜乱，实则并无充分的佐证。 “感甄”说起源于唐代甚至唐以前，应该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为了廓清旧论而证成己说，书中有些细节也容有进一步商讨的余地。比如曹植在《洛神赋序》中提到“黄初三年，余朝京师” ，与《三国志》及曹植其他作品的叙述就存有出入。李善在《文选注》中排比史籍中的记载，推测“《魏志》及诸诗序并云四年朝，此云三年，误” ，这也成为历来普遍接受的结论。本书则提到“为什么没有人质疑李善的推论缺乏文献依据” ， “尤其他推论的前提，是将《洛神赋》当成了一个‘写实’的作品” （第一章《曹植写〈洛神赋〉的时间：黄初四年还是黄初三年》），甚至大胆推断“‘黄初三年’是刻意写错一个年份，意在提醒读者，这绝非纪实，而‘余’也不完全是作者本尊” （第四章《〈洛神赋〉的结构：对话体以及两种语言》）。但是若真如作者所判定的那样，曹植在自序中完全可以含糊其辞，或者索性避而不谈即可，又何必节外生枝，刻意写错时间来启人疑窦呢？实际上李善在注中还提到了另一种可能：“一云《魏志》三年不言植朝，盖《魏志》略也。 ”（胡克家《文选考异》因见袁本、茶陵本中没有这条注文，就怀疑并非出自李善注，认为“此亦尤延之误取，或駮善注之记于旁者” ，恐怕不足凭信，详见上文所论。）清人朱绪曾就受此启发，另据沈约《宋书·礼志》所载“黄初三年，始奉玺（《宋书》原作“奉璧”）朝贺” ，认为“盖禅位以来，是年首行元会之礼，其礼自公侯以下执贽来廷，子建实以三年朝京师也” （《曹集考异》卷三），所以《洛神赋序》所言也许并无差误。文学创作虽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作者的生平实录，但也完全可以参照、融汇个人的真实经历或切身体验，虚构与纪实往往互相渗透杂糅，并没有泾渭分明、非此即彼的严格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