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金槐|我认识的安金槐先生 |郑州二里岗|文物|宋国定|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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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片纪念安金槐先生
安金槐先生是我敬重的著名考古学家。先生长我16岁，是我的前辈师长，又是我学业上的朋友。
安先生于1950年进入河南省文管会，开始从事文物考古工作， 1952年曾参加由文化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第一届全国考古人员训练班”进行深造。我1956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习考古，上学期间，邹衡先生在讲授《商周考古》时，多次提到安金槐先生的名字，课上指定的参考书很多，其中安先生主笔的《郑州二里岗》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参考书之一。那时节，学生的生活很清苦，全靠每月12元5角的助学金维持生活，但我还是咬牙用节省下来的钱买了一本《郑州二里岗》。这本考古发掘报告，常读常新，一碰到有关早商的问题，我就要拿来读一读，还画了不少图，做了许多卡片，到现在也不知道翻过多少遍了。 1961年7月我毕业留在考古教研室当老师，当时的考古教研室主任苏秉琦先生找我谈话，要我侧重搞东周考古，而我的兴趣却一直在夏商。记得暑假回家，我还跑到老家村后窑场的取土坑去调查，拣到过不少文化层中出土的早商陶片和石器，正是受了《郑州二里岗》的影响。以后我带学生到河南参观实习路过郑州，又多次亲耳聆听过安金槐先生给学生讲课，他那铿锵有力又带有浓重乡音的话语至今犹在耳边回响；看过他主持的郑州商城发掘工地，他在探方里跳上跳下、又用小手铲刮来刮去分辨地层的身影，仿佛就在昨天。我的亲身感受是：安金槐先生和我在北大的老师一样，也是一位名副其实地引领我一步一步走进考古学科大门的老师。
我对安先生敬重有加，神交已久，但真正认识安先生却是1961年我毕业开始工作以后。 1961年我毕业时，我的同班好友郑杰祥、杨育彬都分到了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现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后来郝本性（研究生）毕业也到了那里。第一次去拜访安先生，已不记得是杨育彬还是郑杰祥领我进的安先生的办公室。刚开始，我很局促，可安先生一开口，他那和和气气的态度，一下子就打消了我心中的不安，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大概是因为我和安先生都在考古这个圈子里，同对夏商考古有兴趣，再加上同是河南老乡，又有师生情谊，自此之后，我每次回家探亲或者出差路过郑州，只要有机会都会去看望安先生。安先生的文章一出来，只要是夏商考古这一段的，我没有不拿来先睹为快的。每次见到先生，他总要对我鼓励一番，介绍河南考古有什么新的发现。我向他请教问题，他总是意趣盎然不厌其烦地向我讲解，同我讨论。特别是1996年国家“九五”科技攻关重大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之后，我和安先生都是专家组成员，安先生任“商前期年代学研究”课题组组长，我负责各考古课题、专题之间的协调，见面的机会更多了，在一起开会研究问题的时间更多了，共同的爱好，共同的目标把我和安先生连得更紧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和安先生又是真正可以开诚布公讨论问题的朋友。
我不敢说我比长期在安先生身边工作的人更了解安先生，但在我和安先生交往的过程中，我深深感到安先生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很多，尤其是以下三个方面。
【安金槐|我认识的安金槐先生】第一，长期坚持田野考古工作，真正体现了现代考古学实践性的学科特色。除“文革”被下放劳动外，其余的时间，安先生大多在野外调查发掘，要不就是整理材料写报告，几乎没有干过考古这一行以外的事。 50年来，河南省的许多遗址，无论地处豫东、豫西，还是豫北、豫南，都留下了他的足迹；许多重要考古发现，上至旧石器时代，下至宋元明，都有他的参与。 1996年秋，我到郑州和安先生、杨育彬等人商量“夏商周断代工程”“商前期年代学研究”课题“郑州商城遗址的分期与年代测定”专题如何开展工作，当时安先生已75岁高龄，拼劲依然不减当年，为了从地层上验证商城的始建年代，毅然提出由他领头再把以前发掘过的东城墙下压着的一个灰坑挖开，只是后来因为别的缘故，没有实现。 1997年、1999年安先生抱病主持和参加了分别在郑州、偃师等地召开的“夏商前期考古年代学研讨会”和“商前期年代学课题考古成果交流研讨会” 。 2000年初在住院治疗期间，他还在病榻上审定修改倾注着他大半生精力的《郑州商城发掘报告》。我曾经说过，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考古学是一门发现者的学科。只要迈开双脚，走到田野，肯于动手，就会有所发现，有所收获。安先生的绝大部分论文都来自他亲自参加和主持的考古调查发掘，安先生的学术成就是以他长年累积的田野工作基础作为坚实支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