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远！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过“因为信仰而引发大规模战争”的情况？( 二 )

皇权。
武周朝女皇武则天信佛，经常借助佛教论证自己登基的合法性，所以在此期间佛教取代道教成为国教。后来李隆基、唐武宗、唐玄宗均接受了道家的授箓，成为虔诚的道教徒。在此期间，道教得到了皇室助力，发展迅速。相比于两大宗教，儒教势单力孤，所以当时的儒生一方面在公共场合倡议限制宗教，一方面又与和尚道士交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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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唐代的三教竞争激烈，但却很少发生西方世界因教义不同而爆发的流血事件。
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
除了中国古代的皇权凌驾于神权之外，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李渊在建国之初奠定了佛道儒三教并行的基调。
武德七年的一个早晨，李渊在长安国学中召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释奠仪式。作为一国之君的李渊亲自出席，陪同高祖的还有秦王李世民及文武百官。
按理说，释奠是儒教的经典仪式，用以祭祀圣人孔子，可这次的释奠仪式却与先前截然不同。参加讲论的，不但有当世鸿儒，还有来自寺院里的高僧，及德高望重的道长。
有资格讲论的，皆是三教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例如：代表儒家登场的，便是当时的太学博士陆德明和国子博士徐文远；代表佛教登场的，则是普光寺沙门道岳。圣光寺沙门慧乘。至于道教参与讲论的，是清虚观的李仲卿、刘进喜两名道长。这几位都是当时知名度最高的名士，尤其是道岳和尚，他便是玄奘的授业恩师。
大唐宗室以老子为先祖，所以道教是大唐本宗，在讲论过程中两位道长坐在首席。陆德明与徐文远均是当朝重臣，所以他们坐在中席。当时的佛教并不受统治阶层重视，所以沙门殿后。三教分别派出了最能言善辩的高人来讲经说法，刘进喜、徐文远、慧乘三人先是以自己的角度对经文、古籍进行了诠释，随后又相互进行辩难，场面陷入白热化。
当然，因为这次辩论的话题是自释奠引出的，所以代表儒家的徐文远、陆德明“主场作战”，颇有优势。二人的一番高论引起了高宗的注意，且深得时人赞赏。这次讲论的初衷，本就是李渊为了让三教兼容发展进行的一次勇敢尝试。不过，在讲论期间处于对立面的三方为了攻击对方的信仰，提高本教的声誉和地位，始终在引用对方典籍中的经典进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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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风尚蔓延开来，许多人开始兼修三教。
毕竟，只有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兼修三教者才能在讲论中取得最终胜利。殊不知，这种对对方教派的深入了解，刚好符合唐高祖“三教虽异，善归一揆”的初衷。
唐玄宗李隆基当政时期，进一步促成了三教文化的融合。
李隆基是个虔诚的道教徒，身为道教的拥护者，他希望道教能得到更多百姓的拥戴。不过，由于先祖已定下善归一揆的发展基调，李隆基依旧保留了平衡的政策。
唐玄宗在三教典籍中各取一部，从儒学经典中挑出《孝经》，从佛家经典中选出《金刚经》，在道教书籍里找到《道德经》，以此作为三教归一的起点。这三部经典的篇幅很短，读起来不费事不费力，但它们却是三教文化的支柱性经典。通过李隆基遍注三教，我们可以看出唐玄宗的宗教主张是崇道、尊儒、不抑佛，为三教的和谐并存提供了环境。
在朝廷“三教齐一”政策的影响下，开元、天宝年间的讲论已与此前有天壤之别。虽然在讲论现场，代表了佛道儒的名士仍会相互辩难，但此时的三教思想已出现了调和的趋势。开元二十三年千秋节，也就是李隆基的生日，朝廷特地开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讲论。在讲论现场，李隆基特别提到了“三会归一”的主张，宰相张九龄亦给出了“万殊一贯，三教同归”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