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醒年代!还原一个真实的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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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辛亥年零散的枪炮声中,刚过而立之年的鲁迅不满现状,正准备着换一份工作。
他打算去上海,做一名编译员,这个想法由来已久,在他知道编译员的薪资有100多元的时候,就开始蠢蠢欲动了。
恰逢上海一家出版社招聘,他托朋友介绍,洋洋洒洒写了一封求职信,对于早已有编译经验的鲁迅来说,这个工作可以说是唾手可得。他很快就收到回信,信中附有一页德文,看样子,是一道“面试题”,鲁迅没有怠慢,当即就工工整整地写好译文,寄出之后,鲁迅心里突然无比忐忑。
就在鲁迅焦急等待结果的时候,起义的枪炮声稍有停息,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蔡元培上任教育总长,中华民国教育部仓促成立,时代变幻之快,而鲁迅,却丝毫没有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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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他收到了另一封信,寄信人是他的好友许寿裳。当时,许寿裳已经是蔡元培的同僚,中华民国教育部创立之初,正是用人之际,于是,许寿裳自然推荐了鲁迅,那封信,就是邀请鲁迅前往教育部任职的通知。
要什么来什么,一份”美差“就这样落在正换工作的鲁迅的头上,当然,鲁迅毫不迟疑地选择就任,立即动身前往南京,至于那份编译员的工作,结果已经不重要了。
而后,南北议和,袁世凯就任民国大总统,教育部迁往北平,鲁迅也随之北上。
本来想当编译员,却一不小心,在中华民国的教育部,做了十四年的”公务员“。
安稳而体面,但对于仍然迷茫的鲁迅来说,显得更加迷茫了。
他在日记里曾描述过做”公务员“的生活:
1912年4月6日,晨,九时至小屋四时半至教育部视事,枯坐终日,极致聊赖。
一个还未健全的国家,一个仓促成立的教育部,这样的枯燥并不奇怪,但对于一个不甘现状、救国心切的好青年来说,就太难熬了。
从鲁迅成为家中顶梁柱开始,便没有当年”弃医从文“那般不顾一切了,虽然不喜欢教育部的工作,但他却未想过辞职,毕竟一月两百多的高薪,确实很香。
但终日碌碌无为也不是办法,于是乎,鲁迅开始发展自己的副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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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副业呢,他想了两个方向,一是翻译,二是写作。
当时之民国,虽然落后,但翻译却并算不上新兴,近代中国,有意识的翻译外文书籍,始于晚清的洋务派,以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洋务官员们开设同文馆和翻译馆,批量翻译西方书籍,重点在军事、技术、自然、科学等领域,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学习先进知识,为洋务运动提供技术支持。
而后来的维新派也很看重翻译之事,梁启超认识到,欲改革就必须先在思想层面启蒙民众,而启蒙的便捷之法,就是直接把国外的现成理论”拿来“,落到实处,就是翻译。于是梁启超开设大同译书局,选择社会科学书籍进行翻译,其中,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成为一代知识分子的启蒙读物,犹如平地起惊雷,将进化论思想引入中国。
此外,梁启超还认识到,大众喜欢读小说,若能在小说中植入新的思想,必然能达到润物无声、春风化雨的效果,于是,他亲自操笔,投入到翻译外国小说的阵营中,越来越多的小说被翻译出版,大批知识分子得益其中。
而鲁迅的翻译理想,显然与洋务派和维新派的努力一脉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