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程|2021·年度阅读︱在“例外状态”中寻找知识的“稳定之锚”( 二 ) 状态|过程|Earthly|寻找|中国|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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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代的中国也绝非一成不变的“木乃伊” 。易劳逸的《家族、土地与祖先：近世中国四百年社会经济的常与变》（重庆出版社， 2019年）以优美的文笔概述了近代早期中国社会经济的各个面向。高王凌在《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年）则着重讨论了乾隆在控制粮价问题上所遇到的困难与解决手段，在我看来这或许可以看作是前现代国家遇到了后现代的问题。中国的传统在此展现的活力绝非一句“封建社会”可以抹杀的。事实上“封建社会”这个词本身就是超越历史的形而上的概括，冯天瑜的《“封建”考论》（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年）就极为细致地分析了“封建”这个词是如何被泛化乃至滥用的。若结合德里克在《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起源， 1919-1937》（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8年）中对1930年代的“社会史论战”的讨论，才能更好地理解许多我们今日熟知的概念是如何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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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的胜利绝非一蹴而就，资产阶级花费了数百年的时间才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造了世界” 。这一改造的结果就是我们要讨论的第二个维度：从近代早期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才最终成型的现代国家体系。这种国家体系尽管宣扬“主权平等”的观念，但是却从诞生始就充满了地理空间上的霸权主义与文明等级论色彩，正如刘禾在《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6年）中所总结的那样：“人类社会的空间差异被整理为时间（历史）差异，而文明使人类社会趋向于一致（这同时也是资本的要求），这导致一种全球行为准则的诞生。比如在边界问题上，军事手段被条约所取代，模糊边境被精确边界取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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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理念指引下，如卡洛·金茨堡在《奶酪与蛆虫：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宇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年）中所描绘的那种充满幻想与奇异关联的中世纪世界逐渐解体，取而代之的是几个近代大帝国永无止境的掠夺与扩张。在海洋上，有桑贾伊·苏拉玛尼亚姆在《葡萄牙帝国在亚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年）中从社会史的角度探讨了葡萄牙帝国在亚洲的帝国主义实践；在陆地上，西蒙·塞巴格·蒙蒂菲奥里的两卷本《罗曼诺夫皇朝：1613-191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年）则是描绘帝俄兴衰的恢弘巨著。俄国的历史自彼得大帝以来就几乎可以与领土扩张画上等号，这一趋势直到克里米亚战争才真正得到实质性的遏制。奥兰多·费吉斯的《克里米亚战争：被遗忘的帝国博弈》（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以极为细腻的笔调为我们呈现了这场充满了狂妄、愚行与肮脏的战争。英、法虽然最终赢得了战争，却不过是用自己的拙劣表现成就了世人皆知的南丁·格尔，但南丁·格尔很大程度也不过是沾了英语话语霸权的光。人们只记住了南丁·格尔，却不知道俄国医生尼古拉·皮罗戈夫，他发明了“伤员分流系统”并且广泛地采用乙醚麻醉，使自己手下的伤员存活率高出英法两倍有余。克里米亚战争所象征的西欧文明与东正教文明的对抗不仅是政治-外交层面的，同样也是文化层面的。奥兰多·费吉斯的另一本作品《娜塔莎之舞：俄罗斯文化史》（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8年）就着力描述了俄国文化中“西方性”与“俄国性”之间持久的冲突，到了民族主义的时代，这对冲突中又加入了俄国的“亚洲元素” ，这三种要素之间的此消彼长构成了俄国文化永恒的内在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