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程|2021·年度阅读︱在“例外状态”中寻找知识的“稳定之锚” 状态|过程|Earthly|寻找|中国|年

疫情后的生活，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用意大利政治思想家阿冈本（Giorgio Agamben）在《例外状态》（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5年）所讨论的情形来形容。所谓的“例外状态”（State of Exception），或者用一个更常见的说法——“紧急状态” ，指的是权力在一般性的秩序被悬置起来后恢复了其完满的特性，而秩序与法则变成空虚的状态。疫情这只“黑天鹅”所导致的“例外状态”是如此剧烈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以至于人们在回想起2019年时，仿佛在说上个世纪的事情一样。这或许就是“例外状态”对我们身心造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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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例外”是“常态”的对立面，但是当“例外状态”持续到第二年时，所谓的“例外”本身也就成了“常态”了。 2020年若尚给人某种“新鲜感”的话，那么2021年的生活已经明显感受到了内外的重压。这种重压不仅仅是经济压力下物质生活层面的“消费降级” ，还表现为在急速变化的局势中找不到稳定精神依托而导致的焦虑与不安。人们迫切地想要知道，在这兼具旧秩序崩溃所带来的混乱与新世界诞生之可能的例外状态中，我们应当如何思考，又应当如何行动。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理解崩溃中的旧秩序到底是什么。或许可以从三个维度来讨论这个问题。从最长远和宏观的角度看，旧秩序首先是14-15世纪以来的现代化过程，以及伴随这一过程成长起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华勒斯坦的《历史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年）可以算是对此最凝练的概括之一，他对“万物商品化”过程中充满辩证意味的“半无产阶级化”的讨论发人深省，也对解释当下中国社会中家庭支持下的青年劳动者的行为模式具有启发意义。华勒斯坦的作品固然精要但也失之过简，扬·卢滕·范赞登的《通往工业革命的漫长道路：全球视野下的欧洲经济， 1000-1800年》（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6年）更为细致地从利率水平、市场环境构建、出版业、婚姻年龄等社会层面描绘出中世纪的欧洲如何走向工业腾飞的“漫长跑道” 。当我们了解了资本主义本身的历史时，才能理解埃伦·米克辛斯·伍德在《资本主义的起源：一个更长远的视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年）中的论断“资本主义并不根植于某种超越历史的自然规律” 。伍德在书中对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学术史讨论是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可靠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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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作品关注的都是宏观过程和各种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劳伦斯·斯通的《英国的家庭、性与婚姻， 1500-1800》（商务印书馆， 2017年）则聚焦于最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探讨了中世纪彼此关系疏远的开放世系家庭如何在宗教改革时代完成“圣灵的家庭化” ，并最终形成如今我们所熟知的重视成员纽带的“封闭的核心家庭” 。这一过程不仅是观念的转变，更是生产方式改变的反映。迈克尔·米特罗尔在《欧洲家庭史：中世纪至今的父权制到伙伴关系》（华夏出版社， 1987年）中就强调，生产过程从家庭手工业转向集中的大工厂加速了家庭的小型化和成员关系的紧密化，这种紧密化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后代死亡率，进而为工业化提供更充足的劳动力。家庭模式的变迁便以此和生产方式联系在了一起。 Keith Wrightson的 Earthly Necessities: Economic Lives in Early Modern Britai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和J. A. Sharpe的 Early Modern England: A Social History, 1550-1760 （Arnold, 1997）则将家庭、人口、土地、犯罪和贫困等要素编织成一张相互作用的紧密网络，为我们理解英国如何从一个农业国度转变为高度市场化的资本主义国家提供了俯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