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程|2021·年度阅读︱在“例外状态”中寻找知识的“稳定之锚”( 四 ) 状态|过程|Earthly|寻找|中国|年

文章图片

历史最终证明，有组织的国家暴力终究是更胜一筹。但是暴力作为手段则必须服从于更高层面上的价值理性，否则不受控制的工具理性便很可能如韦伯所担忧的那样是理性本身走向其反面。莫德里斯·埃克斯坦斯在《春之祭：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现代的开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年）所描绘的战前欧洲社会就如同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一样陷入非理性的残忍狂喜之中，是人们成为祭品而不自知。这种癫狂既是心灵层面的，也有赖于药物的使用。诺曼·奥勒在《亢奋战：纳粹嗑药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年）中就指出纳粹德国在二战中从元首到普通士兵都大量依赖被称为“帕飞丁”（parvitin）的冰毒才能维持战争所需要的亢奋状态。然而纳粹的暴行却又是高度理性化的，克里斯托弗·吕康在《硝烟中的葡萄酒：纳粹如何抢占法国葡萄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0年）就以葡萄酒为例为我们呈现了高度理性化与系统性的战争掠夺是如何实践的。

文章图片

【过程|2021·年度阅读︱在“例外状态”中寻找知识的“稳定之锚”】正是纳粹的这种疯狂与理性的两面性，才使欧洲陷入了史无前例的毁灭。也正是这样彻底的毁灭才使战后的反思如此深刻。基恩·罗威的两本关于二战的反思与总结《恐惧与自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如何改变了我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年）和《野蛮大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年）几乎可以说得上是我读过的同类型作品中的佼佼者。罗威这本书几乎全面地网罗了二战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各方面影响，无论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从经历战火的亚非欧到间接参与的拉丁美洲，从超级大国到流散的个人。罗威记录了许许多多人的故事，用他那无与伦比的流畅叙事，为我们带来剥去了神话色彩后“平衡”的真话，以及发人深省的思索。我特别强调“平衡”是因为罗威叙述中无与伦比的对称性。他在解构战胜国的“英雄神话”的同时也不忘重审战败国的“妖魔神话” ，在讨论战后的科技乌托邦设想时，也关照了社会治理中的乌托邦实践。最后再将镜头由远及近，从国家组织和超级大国一直到一般的个体，使得战争带来的影响得以层次鲜明的铺陈，其文笔的精巧令人叹服。

文章图片

然而二战结束后人类构建进步与和谐社会的努力在新自由主义的攻击下被无情地击垮了，这就是我要谈的第三个维度， 20世纪末以来的新自由主义秩序与美国的单极格局。新自由主义如同麦克·布若威的《制造甘愿：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历史变迁》（群学出版社， 2005年）的书名所形容的那样，不断利用人类的贪婪本性“制造甘愿” ，并使人异化。这种异化既造成了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商务印书馆， 1996年）中提出“虚假的阶级意识” ，同时也如乔治·里茨尔在《社会的麦当劳化：对变化中的当代社会生活特征的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9年）中所指出的那样，为了提高效率、可计算性、可预测性和控制力而甘愿受到物的奴役，进而成为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