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虎形饰牌的时空分野( 五 ) |农耕文化|青铜|松石

不同区域虎形饰牌上老虎形象表现形式的变化或规律，在其他相关虎题材的饰件中也能够得到反映。各区域均发现一些由金片或金箔制作附加于其他质地器具上的虎形装饰，如冀中西部灵寿古城外战国早期的M8102出土的可能为嵌在木质器具上的包金虎形饰（图二， 6），虽然已残缺较甚，但仍可看出虎的爪部是有圆窝装饰的，并且从残片的迹象观察该器有可能表现的也是大小虎连缀的形象。内蒙古中部阿鲁柴登沙窝子中出土的一批金银器中包括21件虎形饰片，为薄金片压制，虎的四肢前屈作匍匐状，张口露齿，尾下垂，虎爪趾纹清晰夸张，虎身上下有4个小孔，以便连缀，长3.9厘米。甘肃张家川马家塬M14出土的一组金带具中的虎形饰片是两端带扣上包金或贴附的装饰，不仅作噬咬题材，而且虎尾上卷附着于背，虎头后有带有鸟首的辫形物与虎尾相对。清水刘坪的虎形金饰品也作噬咬内容，纹饰繁缛，器身四角端有小孔用于连缀。
空间所带来的变化不仅体现在虎形象的表现方面，实际上在功能方面的差异可能更易于认知不同区域考古学文化的变化或差异。在冀北玉皇庙文化的相关发现，虎形饰牌能够明确出土位置的基本出于死者的颈胸部，说明当时这些虎形饰牌是作为颈饰所使用的，同时这类虎形饰牌只是在背面装有穿系的纽，而并无用于系扣的孔，所以无法作为带扣来使用。冀中西部的相关发现大体与玉皇庙文化相类似，出土位置和形制都表明其无法作为带具应用，而更可能为佩戴的项饰。具体的佩戴方式，就出土的现象分析，既有单独使用的，如玉皇庙M18的金虎形饰牌，也有成对应用者，如玉皇庙M11等，而成对组合时又有左右相对和上下相叠等不同组合形式，更有甚者类似于钓鱼台那种同时出土了6件的情形，可能就体现着更复杂的组合形式，或许已近似周代中原贵族埋葬中繁缛的玉佩饰了。小黑石沟M8501所出虎形饰牌，出土位置已难以确认，就形制而言，无法作为带扣来使用则是十分明确的。平洋墓地M150的虎形饰牌出于颈下，位于一套佩饰的主体位置，所以应当属于项饰的构件， M188∶26则孤立地出于小腿之间，虽然用途难辨，但不会作为带扣来应用或应当是可以明确的。形态基本与平洋M188：26相同的虎形饰牌在和林格尔范家窑子一次性出土了8件，虽然属于农民挖出已难究埋藏细节，但属于同一座墓葬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此数量的相同饰件集中发现，按照已知可明确功能者大多属于带具上连缀附加的装饰，但毕竟出土情况不明，所以，此类虎形饰牌的具体功能尚难究明。与东部的发现不同，在内蒙古中部、宁夏甘肃等偏于西部的地区能够判断使用功能的虎形饰牌，已有相当一部分应当是作为人体束腰的带具应用的。毛庆沟墓地的虎形饰牌均出土于腰腹部，其中在M5和M27则是成对分布，所以应当是作为带具来使用的。但如果就仍有较多单独出土和尚未出现规整的扣孔和扣舌的形制看，当时虎形饰牌作为带扣的应用尚未形成配套成对的定制。到了偏晚一些的战国中后期，内蒙古中部和宁夏甘肃所见的虎形饰牌作为带具应用的特征更加明确，在形制方面基本是前端留有比较规整的扣孔或突出的扣舌，而在埋藏中形态一致或相近的成对出土现象也更为多见。
结合时间变化看，西周晚期至春秋稍早阶段尚未出现表现噬咬题材的虎形饰牌，但小黑石沟M8501：170的饰牌已作虎或其他食肉动物与大角的羊相对的样态，其中食肉动物的形体明显大于羊，并且爪子覆盖了羊的蹄部，可能在表现弱肉强食的情境，所以，噬咬很可能是较早出现于中国北方的题材。作为带扣应用的虎形饰牌基本是到了春秋末或战国阶段才开始出现，在毛庆沟较早就表现为成对组合的现象，但成熟的扣舌与扣孔结合的扣结方式则可能出现的略晚。而表现怪异题材的虎形饰牌则出现于战国晚期，可能应当与西方或西北方所谓斯基泰野兽风格的传播或影响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