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葬|唐宋墓葬出土人首鱼身俑研究( 四 ) |北方

宋代统治者推崇道教，其中尤以真宗、徽宗时期为代表，真宗“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乙丑，有黄帛曳左承天门南鸱尾上。 ”［49］此后天书屡降，而徽宗时期，一方面和道教保持密切联系，如政和三年（1113年）“诏天下访求道教仙经”［50］，政和六年（1116年）“会道士于上清宝箓宫”［51］。一方面又大修宫观，比如在茅山建元符万宁宫，在龙虎山迁建上清观，增建靖通庵、灵宝观，又“令洞天福地修建宫观，塑造圣像”［52］。在统治者的大力推崇下，道教在宋代快速发展，在民间的影响也不断增强，对当时的葬俗也有重要影响。在两宋墓葬中，唐代常见的镇墓武士俑、蹲踞状镇墓兽几乎不见，但造型特殊的神怪俑不仅没有消失，种类反而更加多样，宋墓中的神怪俑除了唐代已有的类型，还有四神俑、星宿俑、仙人俑等。出土人鱼俑的宋墓规格大多较小，墓主身份也多为平民，墓中的人鱼俑造型也更加多样，各人鱼俑的细节特征也互有不同，可见人鱼俑的使用在下层更加普遍，造型设计也更加灵活。出土人鱼俑的墓葬中也会有其他和道教有关的器物，如湖北罗田汪家桥宋墓除了人鱼俑外，还出土有完整的十二生肖、四神、塔式罐，报告中指出这些“正好是一套伴随着道教盛行而出现的器物组合”［53］。而在江西、四川等地，即使是未出土有人鱼俑的墓葬，墓中或有其他神怪俑，或有道教色彩浓厚的买地券、符箓等物，由此可见当时道教在民间的普及以及对当地葬俗的深刻影响。因此在这种大背景下，宋墓中的人鱼俑虽然仍属于镇墓神怪俑，但它们和道教的关系更加密切，是道教思想对葬俗产生影响的重要表现。
综上，本文认为，首先，人鱼俑实质是一种随葬于唐宋墓葬中的神怪俑，有着明显的时代和地方特色，是唐宋时期丧葬习俗、神怪观念的重要体现。其次，人鱼俑的内涵也并非一成不变，在不同时代有不同体现，在唐和五代，它是镇墓辟邪、丧葬礼制、地理风水影响下的产物，在两宋，则和道教关系密切。
［1］徐苹芳：《唐宋墓葬中的“明器神煞”与“墓仪”制度——读〈大汉原陵秘葬经〉札记》，《考古》1963年第2期。
［2］白彬：《雷神俑考》，《四川文物》2006年第6期。
［3］崔世平：《唐宋墓葬所见“仪鱼”与葬俗传播》，《东南文化》2013年第4期。
［4］高桂云：《北京出土青釉红陶人首四足鱼身俑》，《文物》1983年第12期。
［5］山西省考古所、襄垣县文物博物馆：《山西襄垣唐墓》，《文物》2004年第10期。
［6］长治市博物馆：《长治县宋家庄唐代范澄夫妇墓》，《文物》1989年第6期。
［7］长治市博物馆：《山西长治市北郊唐崔拏墓》，《文物》1987年第8期。
［8］廊坊市文管所、文安县文物管理所：《河北文安麻各庄唐墓》，《文物》1994年第1期。
［9］朝阳市龙城区博物馆：《辽宁朝阳七道泉子唐墓发掘简报》，《文物》2018年第6期。
［10］安阳市博物馆：《唐杨偘墓清理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6辑，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130—133页。
［11］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晋东南文物工作组：《山西长治北石槽唐墓》，《考古》1965年第9期。
［12］长治市博物馆：《山西长治市唐代王惠墓》，《文物》2003年第8期。
［13］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日本奈良文化财研究所：《朝阳唐张狼墓发掘简报》，《朝阳隋唐墓葬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9—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