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读书｜考古学在中国：从田野走向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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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热”持续多年不断，曾经备受冷落的考古学迎来“小阳春”，相关图书的出版甚至出现“井喷”现象。
2021年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考古学界的纪念活动一波接一波，着实热闹。学术圈外，公众的目光也一再被考古新发现所吸引。无论是三星堆“上新”，还是国家文物局确认汉文帝霸陵的位置，抑或洛阳惊现唐代太平公主宅邸，都频频登上“热搜”。加上2021年底央视热播的跨年度文化类节目“中国考古大会”，让人感到考古这一原本高冷的领域受到的关注越来越多，正从小众走向大众。
被历史热冷落的考古学
如果从2004年央视“百家讲坛”开播阎崇年先生的《清十二帝疑案》算起，“历史热”已持续近20年。根据“开卷”对图书零售市场的监测数据，在学术文化类图书中历史书常年稳居第一，不仅每年有畅销书出版，也不乏表现稳定的长销书。这背后，是公众对历史的浓厚兴趣。
可公众的兴趣点往往和学术发展严重脱节。早在20世纪初，王国维就提出“二重证据法”，强调把“纸上之文献”和“地下之新材料”相互验证，得出可靠结论。王国维所说“地下之新材料”，指考古发掘的各类文物，这就将考古学和历史学紧密地连接起来。从此，研究中国历史就离不开考古学。试想，如果不曾发现安阳殷墟，今人何以认识商王朝？
遗憾的是，在方兴未艾的历史热中,考古学长期缺位。这也难怪，历史可当故事甚至段子来讲，政治斗争、军事谋略、深宫八卦，总能激起读者的肾上腺素。可有几人能把考古报告故事化，绘声绘色地讲给外行听？
看起来，考古学注定远离日常生活。其实未必。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国家兴起一波学术大众化运动，知名学者纷纷走出象牙塔，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公众讲解哲学、语言学、历史学等“高冷学科”。公共考古学也在此期间应运而生。它可分成两个层面。首先自然是要求考古学家打破专业壁垒，用公众能够理解的方式传播考古学知识，分享考古学进展。但这并非简单的“我教你学”。公共考古学概念的提出者、美国考古学家麦克基姆西更强调调动普通人的能动性，让他们和考古学家共同推进研究、保护文明遗址。这对于形成一个民族的文化记忆和身份认同具有重要意义。
麦克基姆西的主张是有道理的。我们知道，现代考古学起源于18世纪中期以来，西方人对庞贝古城、特洛伊古城等古希腊-罗马遗址的发掘。西方由此确认“两希”（古希腊-罗马和希伯来-基督教）文明的辉煌，并指认其为西方文明的主要源头，从而建构起一条绵延数千年的文化脉络。
中国考古学走过的道路与之相似。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河南渑池仰韶村挖下“第一铲”，仰韶文化浮出水面，西方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无石器时代”的论断终结。更重要的是，随行的中国学者由此掌握考古学的理念和方法，进而改变了中国只有金石学、没有现代考古学的现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仰韶遗址的发掘被公认为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的标志。
1928年，李济、董作宾等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主持发掘安阳殷墟，并确认它就是商王朝最后一个都城“大邑商”所在地。1959年启动的偃师二里头考古项目，则被认为最有可能是传说中的夏王朝。本世纪初上马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更是有力地推动了“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的实证工作。
及至今日，历经百年的中国现代考古学已取得飞跃式进展。只可惜学术成果虽丰，却始终存在着公众认知度不够、参与度有限的问题。多数时候，热闹只在小圈子里，很难进入公众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