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气象$读书 | 向美而行：唐代美学何以成为中华美学高峰( 二 )

对陈望衡教授等凝结于70多万字、700多页的思想加以提挈，不难心生浮想：再灿烂的文明成果皆由人创造。除去物质文明之外，大唐气象的本质，恰好在于那个时代非物质的精神面貌，在于时人对美的理解、追求和创造。唐人讲究“转益多师”，既勇于打破六朝以来绮靡文风和审美趣味的囿束，又善于虚心学习并汲取其中的思想营养，所以才能做到思想自由活跃、言论通达宏放；面对丑恶，他们高擎批判和反抗火炬，勇敢斗争，并向弱者投去关爱，代其发声。因此，大唐气象自然具有了炯炯人格，所谓“林深时见鹿，海蓝时见鲸”，也正是这丰沛的生命力，构成了如此煌光驰流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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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妖猫传》的故事发生在盛唐时期的长安城（官方剧照）
以美化人：须将气象升华为气派
在中华文明上下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在某一特定的时间段（如王朝）里，政治经济、社会风尚、民众审美等因素共同作用，会形成具有一定共性的占主导地位的文艺潮流和美学趋向。大唐气象，便是其中的典型。
大唐气象是一个复杂多维、流派缤纷、风格多样的综合体。唐人给我们垂示如何“兼容并蓄”，展现了海纳百川的包容气概。陈望衡对此进行了综述：大唐审美观念的建立，既上承隋制，又不因循守旧。有唐一代秉持的开放和自信、自省精神带来审美观念的大解放，带来文艺的繁荣和文化生活的丰富多彩。具体来说，寓教于美的唐诗哺育和培植了中华民族的审美精神、观念和趣味，并与同期的绘画、舞蹈等其他门类缔结了同音共律、遥相应和般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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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中华民族的审美文化形成的“情理兼得、力韵互含、刚柔相济、象意合一”的审美理想，皆以唐代为重大转折点：第一，儒道释三教、汉族与外域民族在这一时期的多元融合、纳新创造，丰富并发展了中华民族的审美意识。第二，生活的艺术化、审美化以及审美的世俗化得到空前发展，“女题诗”“伤世诗”对女性、边缘民众的观照，城市和建筑设计等对“人”的凸显和尊重，体现了整个唐代文化和社会心理的包容和成熟。第三，大唐富强进取的气概与大国风范通过大唐艺术的大气、绚丽、灵动的基本审美品格得以充分体现。
有珠玉在前，大唐审美意识是当代中国文艺事业的“源流形态”，更为后者的发展提供了标杆。广义地来看，我们所处的文艺发展大繁荣的黄金时代，与盛唐时期有广义上的可比性，鉴往以观来，可从中收获有益的启示。站在新的历史方位来看，我们须将“气象”升华为“气派”，更具体来说，是要在新的时代，创造气魄广博、兼容并色、领先于时代的先进文化。以唐为鉴，中国气派是对深厚传统文化和中国人民自主自强、独立创新的表征，是对兼容并包、博大精深的张扬。
美美与共：新征程上的中华美学
文化自知只是文化自觉的发端，在此基础上的文化自省、文化创新才是更高级的层面。唐人创造了高度发达的人类文明，固然值得众所瞻望，但我们恰恰要学习唐代善于、乐于革新的精神，结合当下新的时代条件加以传承，上升到中华美学精神的层面加以光大。
在我看来，中华美学首先是“宏观美学”。中华民族的文化每每到了重大历史关头，都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因此，在反思以唐代美学为代表的中华美学历史经验时，非常有必要将其放在世界文化的总语境下审视和研判，以求在全球性、共时性的坐标里精确寻找中华文明的定位。其次，中华美学是“人民美学”和“生活美学”，讲究以文化人。我们可以与唐人共鸣、共情、共在，但“霓裳羽衣之美”最终要覆盖生活和人本身，追求“美地活”。任何一种文明，若不能被复制、传承或弘扬，那它就只是历史博物馆里失去生命力的旧标本。《去唐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作者常华以“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作喻，形容大唐气象“总是在导引着人们走上不断求索的道路”。今日中国，是推崇个体活得更有尊严的现代化国家，中华美学更要呈现对生命、生活、人的终极投射和关切，不仅注重审美的教化功能，更应加强对人性的关怀和浸化，从而解决人与社会的对峙、人与人的疏离、人的自我迷失困顿等当代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