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气象$读书 | 向美而行：唐代美学何以成为中华美学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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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奥会开幕式（视觉中国）
北京冬奥会落下帷幕，令世人惊艳的开幕式仍历历在目。外人看了热闹，国人自己不难看出门道：无论是开篇倒计时的节气宣传片里有八个引用了应景而赋的唐诗，还是奥运五环呈现环节借用了“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意趣和气势，无不浸盈着来自唐朝美学的光芒和浪漫。
虽远隔千年，但分明近在咫尺，创作者说得牙清口白，欣赏者听得默契会心，凡此种种都是文化自觉的体现。矗立于唐朝这座高峰之上，怀揣这种对自身文化缘何而来、向何而去的自知和自省，我们发出迫切的追问：“唐人如何看到自己与他者、本土与异域？一个唐人身处何种世界观念和时代精神中？形成他们开放包容心态的源头又何在？”（《唐朝的想象力：盛唐气象的7个侧面》，中信出版集团出版）“为什么唐朝有这么强的生命力？”（《唐：中国历史的黄金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也唯有对其所积淀的美学基因加以研究和重组，才能去重现“中华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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煌光驰流：大唐气象的美学本质
自白石道人在《诗说》中言明“气象欲其浑厚”，“气象”就在中国古典美学众范畴中把据高位。气象将主体的生命气韵和风貌，借助具有一定审美意义的形象展现出来，是内容与形式高度统一的审美范畴。受其启发，宋代诗论家严羽在《沧浪诗话》里综述诗歌发展演变及创作风格时，衍生出“盛唐气象”一说。“盛唐诸公之诗……既笔力雄壮, 又气象雄浑”，只谈及“浑厚”“雄壮”一面，对田园诗派清新、秀丽之风并未提及，将乱世之音更是排除在外，故失之偏颇。沿严羽之论，后人对“盛唐气象”一说多有争持，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后至今，形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4年，舒芜最早提出“盛唐气象”一词。当年林庚发表《诗人李白》一文，1958年又发表《盛唐气象》加以专章论述，指出盛唐气象是“一种蓬勃的思想感情所形成的时代性格”，其本质是“蓬勃的朝气, 青春的旋律”，一度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赞同，“盛唐气象”成为描述唐代诗歌最重要的理论范畴之一。
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学术视野的拓宽，让学界对“盛唐气象”的认知上升到艺术风格和美学风貌层面，学者们将其视作盛唐各种艺术共同的美学风格。裴斐等学者质疑林庚的观点，认为文学史上的“盛唐”与历史上的“盛世”不能相提并论，而且，两者之间也并无必然的联系，如果对李白之诗“见豪不见悲”，便是一叶障目。“盛唐气象”有更为丰厚、复杂的内蕴，其中“有高亢、自信、雄壮、飘逸，也有低抑、苍凉、孤独与悲怆”。
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袁行霈、张福庆为代表的学者将“盛唐气象”的内涵和外延进一步拓展，形成了一个复合概念——众多风格糅合着意象、意境、性情，满园芬芳般地集中和统一于时代风貌中，甚至表现为敏锐的洞察力、高尚的社会责任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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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前人之说，陈望衡、范明华等合著的《大唐气象：唐代审美意识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将“盛唐气象”的研究推展到一个更新的高度、更大的空间，从唐诗说起，但不就诗言诗，而是构筑了大唐文化与其朝代建制、社会语境等一切物质和非物质基础相匹配、相适应的整体“景观”。因此，书中的气象，是滥觞于诗歌而散延于其他领域的血肉、气韵、格力、体面、情致和意境等总体性的审美风貌，更是一个时代整体的精神面貌，书中所及的音乐、书法、舞蹈、服饰等，均折射出唐代美学恢弘宽远的意蕴和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