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同道|张同道×臧棣×西渡×姜涛：“西南联大诗人群”写出了现代汉诗的活力( 三 ) |姜涛|张同道|西南联大|西南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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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棣（诗人，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研究员）
《西南联大现代诗钞》这本书可以叫诗歌集，也可以叫诗选集，把它放在新诗百年历史中看，我觉得可以放在前十本之内，具有里程碑性质。
中国现代诗写到（上世纪）40年代，有一种新的生命的血色或生命的气息在那样一个严峻的时代焕发出来。比如在穆旦的诗里，有那种朝气蓬勃、敏锐、锐气，还有一种正气，结合生命的体验，再把他们那一新生代诗人对现代汉语独有的敏感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放在之前30年代、20年代语境里，诗歌的活力和创造力很难被激发出来。我做研究时有一种感慨，真的有这么一代诗人，带着生命的热情、罕见的生命力量，跟现代汉语结合，又结合了那个时代语境里的词汇，把新诗的一种新面貌呈现出来。
这个新面貌怎么去归纳，怎么去命名，可能在现代诗歌史的学术语境里会有分歧。比如我们那时候叫它新诗的现代化，或者对新诗现代性的追求。在40年代的语境里，这是一个非常正面的形象，或者说这是一个带有审美方向性转变的追求，像袁可嘉先生当年感慨的那样，好像真的有一种诗歌的感性的革命在这一代诗人的诗歌写作实践里得到新的展现。但这个学术性问题到了（上世纪）90年代后发生了分歧，就是怎么去评价这代诗人对现代化的追求。当代非常重量级的一些诗人把穆旦的写法叫作“伪奥登风” 。我最近看了张松劲的评价，（认为）当时40年代诗人展现出的新诗的活力，现在看来不过是对西方诗歌的借鉴，甚至是审美的挪移，好像没有脱离模仿的窠臼，还没找到汉语诗性的根基，或说与传统之间有割裂，在未成型的欧化状态里。
我对来自今天的对40年代的质疑是抵触的。穆旦、杜运燮、郑敏先生，包括王佐良、杨周翰，说他们的写作仅仅是对西方现代主义或现代审美简单的、惟妙惟肖的模仿，失去了汉语诗歌的质地，没找到汉语诗歌真正的韵味，这样的评判，第一，有点脱离那个时代的语境，第二，对这些诗人在写作中展现出来的中国现代诗歌对传统和现代之间角力（的处理）、艰苦的实践，缺乏同情式的理解。我是站在比较同情性的理解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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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旦手稿《冬》（部分）。
怎么去评价这一代诗人身上的现代性，特别是站在今天的角度去回溯，我们有时候体会不到那代诗人对新诗现代性追求的艰难。因为我们今天有更多的资源，好像能进行比较清晰的定位，这个定位有时会让我们（带）有点藐视的眼光。但我们真得对那一代诗人的文本去进行深入的细读。在当时受着很多限制的语境里，比如资料上、文学信息上的限制，他们能那么敏锐地在传统和现代语言的变迁之间、汉语的变革之间找到一个脉络，是让我非常钦佩的。
他们的新诗现代性里有一个核心话题，即对新诗现代性的追求到底落脚点在哪儿。这可能涉及怎样理解新诗的语言和散文化之间的关系。新诗的现代化更重要的一个落脚点是新诗的散文化。在40年代，像朱自清这样新诗的批评大家，已经用到了“新诗的散文化”这个词。沈从文当时也讲过一个观点，新诗的现代化要往前走，他用了一个词，叫“新诗的小说化” 。小说化是散文化的代称。以前（的诗人）总把诗歌的场面处理成一种意境，用意境来化古，向中国古典诗致敬，这也没有错，我们使用汉语，不管写哪个时代，一定是向中国诗性传统中的意境致敬。这代诗人身上展示出来的诗歌实践，最可贵的是他们把中国新诗场景的意识打开了。闻一多讲的新诗和古诗最大的不同是一个字——动，到卞之琳开始讲戏剧，让诗歌的场景有一种戏剧性处境。袁可嘉当时也讲到，现代化里包含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新诗的戏剧化。他们的诗歌写出了他们本人作为诗人的一代活力，也写出了现代汉诗的活力，更重要的是他们用了一种混杂的文体，或者用他们自己的话讲，综合的文体，不是那么纯粹的语言，包含着对现代散文的吸收，还包含着（突破）诗歌散文界限，这是一种非常自觉的混淆性。这个混用本身也让现代汉诗的诗体有了更多包容性，这个包容性能够回应更复杂的时代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