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西南联大诗人群”如何写出了现代汉诗的活力？( 二 ) 诗歌|新诗|穆旦|诗人|西南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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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西南联大诗人群”如何写出了现代汉诗的活力？】西渡（诗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张同道老师和杜运燮老诗人在（上世纪）90年代环境下，做了非常重要的发现工作。（上世纪）40年代的诗歌成就在很长时期，普通的读者几乎不了解，因为他们很多诗人在五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失去了发表作品的机会，有很多后来很少发表作品。所以这本诗集的出出版确实刷新了我们当时对40年代诗歌的认知，我们讨论40年代诗歌时，很多是引用这本书里的诗作。现在的新版比原来的更完善，在篇目上有所增加。卞之琳原来（收录）17首，现在把《慰劳信集》都收了。新版还做了一些版本的校订工作，变得更经典了。
西南联大之所以出现，这么一大批优秀的现代诗写作者集中在一所学校里，跟当时战时特殊的环境有非常大的关系。北大、南开、清华三校合并以后，在西南联大校园内集中了一批新诗史上很重要的诗人，都在西南联大担任教职。书里选择了闻一多、卞之琳、沈从文、冯至等，其实还有一些，朱自清、孙毓棠、陈梦家也在西南联大，都写新诗。所以在西南联大形成了原来单一的在清华、北大、南开不太可能形成的浓厚的诗歌氛围。西南联大云集了新诗各个阶段重要的诗人在教师队伍里。包括燕卜荪，还有另外一个英国诗人白英，他们将英国诗歌最当代的诗风带入西南联大校园。
之前我们接受外国诗歌的影响都有一个时间差。西南联大由于师资条件，学生们很早就接触到当代最活跃的诗人，比如当时的奥登，包括燕卜荪本人。白英当时编辑了《当代中国诗选》，还有《古今中国诗选》。西南联大很多师生，包括俞铭传、闻一多，都参与了这个工作，对促进西南联大诗歌氛围也带来了非常有益的影响。无论从老师角度还是学生角度，诗歌氛围都非常活跃。包括当时的文学社团，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特别多，穆旦就从南湖诗社到文聚到冬青社都参与了。诗社里都有指导老师，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李广田等都担任过，指导老师跟学生之间的关系也很密切，他们会到诗社去演讲，会跟学生有直接的作品之间的交流。西南联大确实有一个特殊的条件和氛围，让诗歌氛围在这样一所临时的大学里特别活跃。
40年代的诗歌，某种程度上和90年代的诗歌有一种对称。 40年代面临抗战这一特殊历史境遇， 90年代诗人与历史也有一个遭遇，诗人们都要面对新的经验。面对这样一种处境，（诗人们）不得不更新他们以往的诗歌意识，包括技术手段。 80年代诗歌可能跟30年代的诗歌有某种对称， 80年代朦胧诗更多还是象征诗风， 80年代到90年代的转化，和30年代到40年代的转化，这种对称是值得关注的现象。当然这种转化并不是抗战爆发了，转化就开始了，转化的过程在更早之前就已开始。比如叶公超首个将艾略特等诗人观念和作品介绍到中国。赵瑞蕻翻译《荒原》，就是在叶公超的指导下做的工作。《荒原》在中国译界的传播也对当时的诗歌意识更新产生了很大的作用，对当时的诗人已经开始产生刺激。加上抗战这种特殊历史境遇，加速了（转化）进程。这一代诗人某种程度上很幸运，某种程度上又很不幸，在之后很长时期，他们转换或提升的努力没有得到认可，甚至基本的认知都没有得到。所以我们现在重新阅读40年代诗人的作品，看他们在特殊历史处境中怎么用诗歌来回应时代经验，对我们现在的写作依然具有启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