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西南联大诗人群”如何写出了现代汉诗的活力？( 四 ) 诗歌|新诗|穆旦|诗人|西南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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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可嘉。
我做博士论文是1993年到1996年。当时看了穆旦的诗，我突然觉得穆旦的写作有一个模式，他要把每一首诗写成一出小小的戏剧。这当时对我有很大的触动，我觉得以前把诗歌的情境想得太小了。再去追踪当时他们用的诗歌的感受力，袁可嘉当时用了一个词，叫最大意识活动（最大意识量）。以前诗人说要写情绪，比如20年代诗人，像郭沫若、穆木天，他们都讲诗歌来源于情绪或者说感觉，像戴望舒写《雨巷》的那种非常精妙的感觉。但是你突然看到穆旦这代诗人，他用的是在直面时代复杂性时那种生命的气息、生命的意识量、生命的勇气。作为一个现代人基于现代人格，他具有了对那个时代自觉的、清醒的现代人意识。以前我们的写作都是落脚在情感，从情感出发，回归到情感，穆旦的诗从现代人的意识出发，用意识平衡个人和时代之间的距离，（思考）怎么去压缩它，或者怎么重新做一个组合。这是中国新诗写作最根本性的变化。
相对完整的文学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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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涛（诗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这本书1997年第一版出版的时候我第一时间买了，读完真的大开眼界，第一次比较完整地了解了这样一个诗歌群落。有很多诗人是第一次知道，印象很深的是俞铭传。俞铭传的诗写得很多，而且写得真的很好，才气逼人。当年他的写作质量并不在袁可嘉之下，甚至更高，如果要排的话，穆旦最好，他能排第二。这本集子确实有里程碑的意义。
这本诗集出来之后，特别好的是把（上世纪）40年代这么多年轻诗人的写作放在西南联大这样一个空间中去讨论、去呈现。特别是同道老师集子后面有一个编后记，标题就很有意味， “警报、茶馆与校园诗歌” ，其实除了诗歌之外，也谈了诗歌周边的文化生态、教育生态，包括昆明城市生存的状态。这恰恰是我们做现代文学研究在90年代中后期的一个变化，之前我们更多的是文学内容，比如谈作家、谈流派、谈观念，但是到90年代越来越强调把文学放在具体的历史情境、历史语境中讨论，讨论具体人的关系，他和政治、社会的关系，我觉得这体现了当时研究思路潜在的转变。
我们如果细读这本集子，能读到非常多有意思、非常生动的环节，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时诗人写作的基本背景，包括他们的心态。比如赵瑞蕻先生有一首比较长的诗，《一九四零年春：昆明一画像》，这首诗我认为非常重要。这首诗的方式有点像臧棣讲的用新诗小说化、戏剧化的方式写成。写一群学生在轰炸的时候到郊外跑警报、躲避轰炸，他们怎么聊天、怎么说话、怎么画风景、怎么读书，完全是用小说化的方式去写，写一个动态的连续的生活画面，同时也引用了很多他们当时熟悉的西方文学的经典段落。而这个写法，就是在1939年到1942年阶段穆旦经常用的写法，他从艾略特和叶芝那里学来的写法。比如穆旦有一首很有名的诗《防空洞里的抒情诗》，也是写躲警报、钻山洞的情节。如果把《一九四零年春：昆明一画像》跟穆旦的写作做参照，能看出其中的对话关系。赵瑞蕻这首诗就是赠给穆旦的，但是看后面赵瑞蕻先生的诗就不是这样写的，反而是用相对抒情的方式，不是戏剧化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