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景凯旋：现在我可以枯萎而进入真理( 三 ) 诗歌|历史|中国|真理|意识|新诗

中国新闻周刊：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文学相对而言缺乏世界性，中国文化缺少对超越性和反思性的追寻与诘问。横跨东欧文学和中国古代文学，你又是怎么看待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之林中的位置和意义的？
景凯旋：我不能轻易地说中国文学缺乏世界性。首先“世界性”的内涵就很难有共识，尽管歌德在19世纪就提出“世界文学”的概念，迄今为止的各国文学仍是基于自身国家或族群的历史文化背景。普鲁斯特是世界文学大师，他作品的“世界性”是什么？所以相较于“世界性” ，我宁愿用“人类性”这个词，人类的就是世界的。正如我书中所写，中国文学是有人类性的。
但是，我同意这样的说法，即中国文化缺少超越性和反思性，原因在于强烈的实用理性和此世情怀。大体上说，中国古代诗歌的美感是通过“忘我”来实现的，无论是庄子“吾丧我” ，还是禅宗的“无住” ，都是一种物我合一，不是无求于外的追求，因此中国文学总体上缺少对现实的反抗精神。而西方文学的美感却是通过“自我”与外在世界的对抗来实现的，在宗教祛魅后，西方人用一种英雄主义来代替拯救，产生了普罗米修斯-浮士德的反抗精神，在背后仍然是一种超越现实的动力。更深刻地说，近代西方精神是从耶路撒冷转向雅典，自尼采始，古希腊的悲剧精神再一次得到重视和表现，悲剧就是超越性，而这是中国本土文化所没有的。
超越性与经验性是人类生活的两个维度，这不是一个二选一的问题，而是一个平衡的问题。完全排斥经验性会陷入乌托邦主义，完全排斥超越性会变得犬儒主义。此外，说到文学的“世界性” ，我想这也是一个从现代性出发提出的问题，而现代性是由西方发起的，中国古代文学是农耕时代的产物，它并不能回答现代的问题，但它的某些精神代表了永恒的“人类性” ，可以给我们反思现代性的弊端带来某种启发。不仅是中国，在今天，重温古典传统可能是个世界性的课题，以便我们从物质主义的牢笼中挣脱出来。
中国新闻周刊：不可回避的是，现代社会是在启蒙时代之后的西方文明基础上不断演进而来的，并且仍在产生着新的变化和形态。那么生活在此刻，我们的传统究竟在多大程度、在何种层面上仍能具备活性的意义？背负着厚重历史和惯性主体意识的我们，又该以怎样的方式才能有效地面对现代性与未来世界？
景凯旋：这是一个好问题，中国是一个后发现代国家，由于加入全球化，短时间内走完了西方几百年的历程，今天的社会既有现代的因素，也有前现代和后现代的因素。因此，当代人面临的问题不仅是如何看待中西之别，还有如何看待古今之别。中国需要现代化，就需要了解世界，尤其是了解西方，这不是我个人的看法，从徐继畲、严复、梁启超，到胡适、鲁迅，这些近代思想先贤都提倡向西方学习，即使中国今天富强了，也不能因此排斥世界优秀文化，否则我们将面临倒退。我赞同这样的观点，不要从中国看世界，而要从世界看中国。
另一方面，当年新文化运动的全盘性反传统是有偏差的，尤其是对儒家的全盘否定，却放过了法家和道家的消极一面。现代性是个复杂多面的概念，从现代伊始，西方的哲学家、文学家就不断对此展开批判，特别是科学理性和商业市场带来的价值失落和文化矛盾。而东欧作家的现代性批判有着独特的视角，并试图回到自己本土的传统去寻找答案，这让我能更深入地看待中国的古今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