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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凯旋：现在我可以枯萎而进入真理
本刊采访人员/徐鹏远
发于2022.2.28总第1033期《中国新闻周刊》
景凯旋最近出版了一本唐诗研究随笔《再见那闪耀的群星：唐诗二十家》，在南京大学教了一辈子古代文学，这才是他第二本与专业相关的论著。相比专业建树，多年以来他更为学界重视和读者熟悉的成就，是对东欧文学的译介和对知识分子的评述。
于他而言，知识永远与人性、良知、责任相关，最终通向对人类命运的关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东欧成为了他的一个精神故乡，指引着他去寻找珍稀的勇气、缺失的思考和遗落的意义。即使此番回归唐诗研究，他的视角也仍是对焦在那些传统士人的观念与意识上，于诗意的漫游中重新发现一个个原本饱满的灵魂。
如今的景凯旋已退休多年，从前他常常笑称自己是不务正业，现在则无需再做这般自嘲了，尽可以由着兴趣读、跟着思索写。尤其在这个各说各话的时代，他更欢喜这种独白的状态。面对《中国新闻周刊》，景凯旋说自己当下的心境就像叶芝的那首诗：“我在阳光下抖掉我的枝叶和花朵/现在我可以枯萎而进入真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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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凯旋。图/受访者提供
“决定诗歌高低序位的是价值观，不是技巧”
中国新闻周刊：主体意识、时间意识和终极关怀似乎是这一次你解读二十位诗人的三个共同维度。为什么会以这三个问题为核心？它们是专属于唐诗及唐代文人的读解密码，还是探求文学和知识分子的一把普适的钥匙？
景凯旋：我试图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唐诗，将唐诗的阐释建立在对一个大历史的理解上。这三个方面都是最基本的生命意识，中国本原文化自然不乏哲学性思考，但唐代是一个思维模式的转变期，从最初的《诗经》到唐诗，诗人的主体意识越来越明显。尽管“主体性”这个词来自近代西方，表现出上帝退隐后人的觉醒，但中国文化的特点是，它很早就理性化了，因而中国人主体意识的觉醒不是世俗的觉醒，而是自我的觉醒，这在西方要到启蒙运动时才出现，而中国在唐代就表现得比较充分了，它既是儒家思想的发展，也是对儒家思想的超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杜甫才成为了思维模式转变的代表。与此相关的是时间意识，而时间意识又关联终极关怀。佛教在唐代解决了秦汉魏晋以来的生命短暂问题，人的时间意识也从自然时间转向历史时间，从而更加突出了人的主体意识。
杜甫在这方面开了个头，自此以后，中晚唐的怀古诗描写的都是人在历史中的位置，而不是人在宇宙中的位置，士大夫的终极关怀是历史上的名声，而个人生命的安顿仍是由自然主义的本体论来解决的，张载的“生吾顺事，殁吾宁也” ，王阳明的“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都是主体意识的体现。但历史的悖论就在于，这种过早理性化发展而来的主体意识未能产生人的自由意志的观念，因而也未能产生个人权利的思想，我在柳宗元一章中专门提到了这一点。当然，这不过是今人的后见之明。直到近代的严复，才采用柳宗元诗中的“自由”翻译西方的Liberty ，并赋予其更多的现代意涵。当代人谈论主体意识，是在现代性的前提下，包括对世俗人文主义的肯定，因而更多涉及的是独立思想和个人权利。不客气地讲，在主体自我方面，今天许多人未必比古人更加有独立意识。至于终极关怀，我想这是人类需要永远追问的一个问题，否则哲学和文学就用不着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