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景凯旋：现在我可以枯萎而进入真理( 四 ) 诗歌|历史|中国|真理|意识|新诗

毫无疑问，今天的中国已经走向了现代化，不可能回到过去的农耕社会，但现代化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许多深层次的问题，比如物质主义、价值相对主义等。人类历史上凡遇到危机的时刻，往往会回到古代去寻找某种思想资源。我们不能凭空产生一种新的现代文化，因此，传统文化就不仅存在一个转型的问题，而且还存在一个吸收的问题，这样才有可能产生观念的突破。这就提出一个问题，传统文化还有没有生命力？哪些方面是它的生命力？哪些方面是应当抛弃的？这些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对我来说，至少唐诗因其“人类性” ，因其对自然世界的沉思，是有着恒久生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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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凯旋作品《再见那闪耀的群星：唐诗二十家》。
“东欧作家回归了欧洲文学，
也消失在欧洲文学之中”
中国新闻周刊：你是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出身，尽管这些年一直从事古代文学的教学，但更多精力投放在了东欧文学及思想的译介和研究上。从古代中国转向东欧，最大的动力、最大的困难和最大的惊喜分别是什么？
景凯旋：我从小就喜欢外国文学，读了不少19世纪的俄罗斯和法国作品。 80年代初读研究生时，我仍然关注西方现代文学和哲学。译介昆德拉的《为了告别的聚会》是出于偶然，后来也就一发不可收拾。昆德拉写到人的互害，写到毫无目的的残酷，他笔下的人物既是受害者，又是迫害者，这种荒诞现象都是新时期文学没有触及的；而昆德拉对私人性的维护，对“刻奇”的反讽，对不确定性的肯定，更是在一个全球现代性视野下的批判性主题。他的反抒情或对宏大叙事的解构让我感到一种思想的冲击力，一下子打开了我的思想空间。而且不同于西方现代文学，他的作品使读者得以超越西方现代文学都是反映资本主义颓废的固有思维框架，可以给当代知识人的反思带来启迪。
转向东欧文学在我并没有事业上的过多顾虑，这只能说明我对学院派的学科分类不是很敏感，驱使我读书的动力从来都是对知识的渴望和对人生的思考，而不是以功利为导向的研究。我译介东欧文学的本意就是想让读者看到另一个欧洲的文学，它给我的人生带来了意义。这在专业分工越来越细的大学，自然是不利的，必须甘居边缘。我记得乔治·艾略特的小说《米德尔马契》中有个专家，一生都在研究莎士比亚剧本的版本和注释，好像生命中没有任何光华，这给我留下很深印象。就如同克罗齐所言，批评家们“被赋予了一种奇特的免疫力，使他们能花费一生时间去应付卷帙浩繁的诗歌，出版它们，加以注释，辨理析义，研究资料，寻本探源，而绝不会让自己去冒丝毫的风险，被诗歌的激情所感染” 。只要想到我的学术研究就是这样，从不与自己的研究对象发生任何生命的联系，我就感到恐惧。
中国新闻周刊：对于中国而言，告别了曾经的“昆德拉热” ，东欧文学的存在感愈发微弱。那么对于东欧自身和世界文学而言，当旧有的主题和背景已失效时，所谓“东欧文学”还存在吗？
景凯旋：昆德拉在中国走红了二十多年，这在外国文学的接受中是很少见的现象，即使今天，我看到一些90后还喜欢读他的作品，或许是因为他们这一代更加关注个人的原因吧。当然，在东欧国家转型以后， “东欧”这个政治地理上的名词已不复存在， “东欧文学”的称谓自然也不复存在，它失去了原来的某些统一性特征。而作家们面临的问题也完全不同了，他们曾经将文学的使命定位为战胜谎言，如今面对的却是市场的力量，就像当年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对克里玛说的，东欧国家的作家将面临西方作家同样的处境，那就是可以自由写作但没有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