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绪老师对商文化有全面研究 , 对商族先公的迁徙与商文化的起源、商文化的分布、商文化发展的阶段性、商城的性质等问题 , 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 比如 , 河南安阳洹北花园庄遗址发现之初 , 他通过对考古材料和传统文献的梳理 , 提出了洹北商城可能为河亶甲城 , 发表了论文《洹北花园庄遗址与河亶甲居相》 , 一年之后在该遗址发现了规模庞大的商城 , 尽管目前关于这座商城的性质还在讨论之中 , 有学者认为是盘庚迁殷 , 但河亶甲相都之说仍不可完全排除 。
由于多年在山西天马—曲村遗址 , 北京琉璃河遗址 , 陕西周原、周公庙遗址进行考古发掘 , 刘绪老师在周文化研究方面用力甚勤 , 对先周文化、周文化、燕文化、晋文化等都有系统而深刻的认识 。 除了收集在《夏商周考古探研》和《夏商周考古》两本专著中的论文之外 , 他还应邀撰写了《晋文化》这本关于晋与三晋考古的集大成著作 。 可惜 , 由于体例限制 , 出版时有很多内容被删减了 , 但这些内容都保存在他的课堂讲义中 。 再如《周代墓地族系分析》一文 , 是刘老师关注多年的重要课题 , 对于周代墓葬发掘与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 该文还探讨了周代族群的分布、殷遗民、周代的怀柔统治策略等社会历史问题 , 在研究方法和学术取向上都有示范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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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绪老师治学重勤 。 他在考古工地发掘或考察时 , 对于特殊或重要现象 , 随时记录 , 或绘下草图 , 若当时忙于工作 , 也会在事后进行补记 。 1976年参加的方山二陵的调查和发掘 , 是特殊年代的一次艰苦发掘 , 但他还是尽可能做好田野工作 , 并查阅了大量文献 , 做了非常详实的工作笔记 。 多年以后 , 他对方山二陵的发掘还依依不能忘怀 , 撰写了《方山二陵的发掘与文明皇后的评价》一文 , 纪念一段无法割舍的记忆 。
刘绪老师治学善思 。 他对夏商周考古积淀日久 , 许多问题沉潜在脑海中 , 在考察或阅读时遇到材料 , 往往可以融会贯通 , 提出新解 。 “当看到泜水流域元氏县出土铸有地名‘軧’和‘軧侯’的西周早期铜器铭文时 , 马上想到可能与昭明之居的‘砥石’有关 , 遂写一短文《昭明之居与元氏铜器》” , 正是夫子自道 , 授人以渔 。
刘绪老师治学求实 。 他的文章立论扎实 , 从不空发议论 , 也反对不切实际的猜想 。 他的三篇专论夏商周三代文化的长文 , 《夏与夏文化探讨》《商文化的纵横考察》《西周疆至的考古学考察》 , 都是扎扎实实、实事求是的论文 。 有学者评价 , 刘绪老师的论文行文虽平实 , 但极耐读 , 几乎全是实打实的干货 。
刘绪老师一贯主张 , 从事三代考古一定要夏商周贯通 , 才能看清楚一些问题 。 在《谈一个与早期文明有关的问题》中 , 他对周代以前的非正常死亡现象进行了梳理 , 从一个长时段来探讨中国文明起源问题 , 就是一次示范性研究 。 在专注夏商周的同时 , 他认为还有必要上联新石器时代、下接秦汉 。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田建文在回忆刘老师的文章中谈到“刘绪先生专业是夏商周考古 , 却对新石器、秦汉熟稔在心” , 可谓知音之论 。
刘绪老师给我们留下了《晋文化》《夏商周考古探研》《夏商周考古》三部著作 , 还有他参加编写的关于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周原遗址、琉璃河遗址等考古报告 , 这些都是夏商周考古学的宝贵财富 。 中国考古学会夏商考古专业委员会哀悼刘绪老师的挽联概括得很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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