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宗教的救助作用及其局限救助|风险|中国|宗教|展开竞争

文章图片

（图片来源：IC Photo）
【文明的坐标——人类与风险的博弈】
陈志武/文
家秩序是最为持久不衰的人类互助共同体，其次是组织严密的宗教社群，宗教对强化人类生存力也贡献很大。权威学者涂尔干（Emile Durkheim）说， “宗教就是一组有关神圣事物的信仰与实践的统一体，这些信仰与实践将信众凝聚到一起，组成一个叫‘教会’的排他性道德社群” 。家庭和宗族能长久持续，这好理解，因为它们是基于血缘的共同体，但宗教是超越血缘，是基于对“道德化神”（moralizing gods）的共同信仰，却也能持续上千年甚至两千多年，国家有兴衰但宗教能永恒，这本身就值得我们研究探讨，更何况如果离开宗教，我们就无法理解不同文明在过去两千年的演化历程。
那么，在实效上，宗教对人类的贡献如何？作用方式又是什么？前面说过，如果只从劳动生产率指标判断，宗教跟儒家一样，也没能带来正面的影响。不仅从轴心时代（即公元前800年至前200年间）直到18世纪末，全球人均收入基本没变，而且一些基于现代数据的研究表明，信教程度越高的社会里，其全要素生产率反而更低，也就是，宗教甚至对生产率呈负面作用。可是，一旦考虑风险化解能力，结论就不同，基督教《圣经》就很直接， “你要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律例，典章。 ……他（神耶和华——引注）必爱你，赐福与你，使你人数增多，也必在他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给你的地上赐福与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并你的五谷，新酒，和油，以及牛犊，羊羔。你必蒙福胜过万民。你们的男女没有不能生养的，牲畜也没有不能生育的。耶和华必使一切的病症离开你”（《旧约·申命纪》7：11-14）。也就是，只要你信上帝，并坚守教规律例，那么，物质短缺、不生不育、疾病缠身这些风险都不会跟你有关。
从古罗马分别于公元165年和261年经历的两场大瘟疫中基督徒的经历，到19世纪传教士在清朝中国的赈灾救荒，都具体地展示宗教的化险与救助价值。德合佳（RajeevDehejia）等三位教授利用当代美国数据，分析收入下降对信教家庭与非信教家庭的消费冲击差异，发现逆境对信教家庭的冲击显著小于对普通家庭的冲击，信教的化险效果明显。一方面，教义可能淡化信徒对物质的追求，他们可能本来就更在乎精神生活，收入下降对消费的影响本来就低；另一方面，教会为信徒提供应急救济，就跟中国历史上的佛庙一样，此外就是教友间的风险互助互救。也正是因为宗教提升信徒的风险应对力，在生活风险本来就高的地区，人们对宗教的需求也多，信教人口占比会更高。 20世纪20年代之前基督教在中国的扩散经历也与此类似。
既然宗教能起到实质性避险效果，这意味着，一方面不同宗教派别之间会展开竞争，比如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之间的上千年的竞争，另一方面宗教也会跟宗族、金融市场、国家福利竞争，最大化自己的信众社群。我们可以视宗教组织为一种俱乐部，避险与资源共享是其提供的功能之一：每位信众专注其中的资源越多，其他教友会因此受益更多，所以，信众越多越好。依照这一逻辑，宗教的发展就需要解决以下问题：如何激励个体，让他们将更多资源投入此宗教，而非彼宗教或金融市场？为了做到这一点，宗教在提高加入组织的收益的同时，也可以采取手段阻碍金融、宗族和其他宗教的发展，降低信徒从其他途径得到的效用，或者抬高其他途径的成本，使信徒专注此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