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迫的概念 , 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在结构上的两极分化的问题在左派政党的官方政治图景中消失了 , 兴起的是“社会契约”、“社会共识”这样的中性概念 。 这改变了人们对社会的认识 , 同时也就改变了社会本身 。 但这并不能阻止那些活在下层社会的客观环境中的人们感觉沮丧和愤怒 , 他们的群体被整个抛弃了 , 抛弃他们的人现在正向他们兜售社会团结和经济自由化的好处 。 于是他们转向了那个唯一看起来好像仍然关注他们 , 并试图在演说中赋予他历史经验以新意义的政党——勒庞父女所领导的“国民阵线”(该党自2018年6月后改名为“国民联盟”) , 虽然这一政党的高层中根本没有工人阶级出身的人 , 但似乎只有他们明白工人阶级的真实处境 , 指出了某些难以挑明的问题并承诺作出改变 。
埃里蓬认为 , 人们投票给法共时 , 总是确信并乐于公开自己的选择 , 但投票给极右翼政党是一种颇为扭曲的否定性甚至惩罚性心理 。 埃里蓬的母亲甚至说 , 自己在第一轮投票中投给玛丽娜·勒庞 , 不是真的想让她当选 , 而是为了给他们(社会党左派)一个教训 。 埃里蓬相信 , 平民投票给极右派 , 并不是一个稳定而忠诚的选择 , 它不是建立在共同思考而提出的利益诉求或实践所验证的原则之上的 , 它更多地涉及一种充满敌意的世界观(驱逐外国人、反对全球化) 。 另一方面 , 那些只想维护自己对“合理的政治”解释权的人总是一劳永逸地把所有不符合他们认定的观点和表达都指责为“民粹主义” , 他们眼中的“人民的不理智行为” , 就是他们认为不符合自己的“理性”和“智慧”的行为 。
黄马甲运动终于通过一种最为激进甚至暴力的方式宣示了自己的力量与主张 。 然而他们的声音真的被听到了吗?这样一次爆发究竟是导向了对话与谅解 , 还是加深了社会撕裂和双方的不信任?答案似乎不那么乐观 。 这次社会运动中对峙双方的暴力程度都超乎想象 。 从黄马甲的第2次行动开始 , 就出现了纵火焚车和打碎公交车站及商店橱窗的暴力行为 。 第4次行动开始出现持械暴徒 。 第18次行动 , 有超过216家商铺门店被破坏 , 右派政治家经常聚会的高档餐厅富凯酒店被焚烧 。 马克龙当局所调动的警察部队针对示威者的暴力也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 在第4次行动中 , 当局动用了89000名警察和便衣打击“暴徒” , 并且允许他们使用可能致命的电脉冲手枪和碎片手榴弹来驱散人群 。 警察所使用的防爆武器造成23人失明 , 5人手足伤残;冲突双方都有逾千人受伤 。
法国大媒体(如C-News、BFM等电视新闻频道、《观点周刊》、《巴黎人报》等纸媒)更倾向于报道黄马甲的暴力 , 把街头暴力事件的责任预先归咎于黄马甲 。 2018年12月 , 国际特赦组织谴责法国警察对示威者过度使用武力 , 滥用搜查和逮捕的权力 。 联合国和欧洲委员会等机构也批评当局执法不当 。 这些消息却没有被认真报道 。 历史学家让·加里格认为 , 这种强度的镇压是前所未有的 。 他尤其强调某些警察因个人政治立场而对黄马甲所表现出的泄私愤式的执法不公 。
埃里蓬在黄马甲运动中毫无顾忌地支持示威者 , 简直像是某种“阶级感情”的爆发 , 这与很多知识分子先谴责暴力 , 再谨慎地讨论问题十分不同 。 2019年2月在接受法国文化台早间节目的访谈时 , 埃里蓬指出 , 示威者的暴力是他们遭受“社会暴力”的结果 , 抗议示威者中混入非法之徒 , 这并非抗议者的过失 。 另外 , 任何群体中都会有极少数倾向暴力的人 , 但不能因此就指责这个群体是暴力的 。 埃里蓬认为 , 大媒体和数据操控者在不断营造黄马甲的负面形象 , 这会形成一种“另类事实” , 并很快渗透舆论 , “在民主中 , 拥有撒谎的自由就拥有改变现实的力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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