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性|“黄马甲法国”与2022总统大选——《回归故里》启示录社会|戏剧性|法国|运动|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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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法国黄马甲运动两周年， IC Photo)
程小牧/文
法国社会学家、批评家迪迪耶·埃里蓬的著作《回归故里》中译本在出版至今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出人意料地成为热销之作，这在近年来非虚构类法文引进版图书中实属罕见。作者通过一次痛彻心扉的返乡之旅，试图重新认识自己竭力摆脱甚至抛弃的工人阶级家庭，在自传式叙述的外壳下，将隐藏至深的关于自己出身的创痛经验、个人奋斗历程和法国二战后外省工人社区生活图景勾勒出来。
故事类似加缪的自传《第一人》——第一个走出了自己家庭所属的阶层，完成社会身份晋升的人，而叙述则呈现为另一个高度上的反思——一个获得了话语权的知识分子回望那个被剥夺、被禁锢、被牺牲的群体，带着亲历者真实的愤怒而不是上等人故作姿态的良知，从破除自我欺骗开始，揭示阶级身份形成中的屈从与主体化过程在今天的法国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本书在法国国内遭遇的戏剧性转变——在十年多的时间里，从出版时反响平平到成为的各界瞩目的话题焦点——这既是它得以出现在我们视野中的前提条件，也为我们打开了思考近一二十年来法国社会最新变化的绝佳视角。
当预警成为现实，
旧阶级与新矛盾
埃里蓬在《回归故里》之前从未以“我”的声音讲述个体的现实经验。虽然此前作者在论述其主要议题——性少数群体的身份认同时，并未隐藏自己作为同性恋者的立场。而这次他迈出了艰难的一步，他将借以分析社会与他人的理论工具运用于自身，如同将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划向自己，对于他个人的写作来说，达到了某种超越。
父亲的亡故，是这次回归之旅的契机。家庭与阶级的叛逃者，第一次直面自己出走的轨迹：出生于1953年兰斯城郊贫民区的迪迪耶·埃里蓬，父亲在工厂做工，母亲是佣人和洗衣工，他是家里四个孩子中唯一一个上完初中还继续读书的孩子。道出这些事实竟如此艰难，埃里蓬不断自问，为什么谈论自己的出身，比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更让他感到羞耻，以至于他一直以来都讳莫如深。
父亲的死让作者感受到某种赤裸的真相，让他卸下巴黎拉丁区知识分子的面具，返身于兰斯最底层的家族谱系：德占期的卑微求生、战后繁重的生产劳动、廉租房里众多兄弟的窘迫日常、在酒精与绝望中毁掉的亲友、社群的仇外与恐惧、对同性恋者的暴力等等。尽管力图对自身阶级迁移进行客观化的审视，将对家庭历史的回溯上升为对一般工人阶级的反思，但推进和成就这本书的最强烈的动力，是一种长期被压抑的情感，源于一种深深的羞耻感。这种感觉是生来就被强加的，属于一个被侮辱、被剥夺的阶级。 “我是屈辱的产物，耻辱之子” ，作者反复写道。这种耻辱从他所归属的家庭萌发，以至于他害怕好友知道他的住址，他祈祷永远不要在同学面前遇见骑着电动车给咖啡馆擦玻璃的外祖父。这种“上等人和下等人”的区分，这种难以逾越的界限、日益扩大的差异与鸿沟，正在造成更为可怕的分疏和仇恨，直到遍及整个社会肌体。
出版之初，仅有少数媒体对《回归故里》做出反应，《世界报》谈到它对“还乡”这一文学母题的回归，多少代表了书评界兴味索然的态度。《快报》找到了一个较有冲击力的说法，将埃里蓬的书称为“了不起的社会出柜”（formidable coming-out social）。将坦承自己的阶级出身比喻为“出柜”——这是作者的再一次出柜，比性取向的出柜更为痛苦，这确实道出了《回归故里》的某种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