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英|追梦人刘文英( 二 ) |哲学|中国哲学|方老|辛老|辛安

为研究时空观念，刘文英先生请教过各学科专家，辛老帮过不少忙。一次，刘文英先生要对几个术语进行多语种溯源，多方求教而不得其解。辛老知道后，亲自写信给南京师范学院（今南京师范大学）的张焕庭教授，并进一步联系到南京大学的范存忠教授，问题最终得以圆满解决。辛老还曾亲自带刘先生去西北师大结识了方孝博老先生。自此，刘文英先生同方老问学辩难，过从甚密。
方孝博先生出生于安徽桐城，祖父是桐城派后期名家之一的方宗诚，父亲是教育家方守敦。方老毕业于物理专业，又曾受教于黄侃、徐中舒诸先生，在文字学方面造诣很深。有一次，刘文英先生就《墨经》中的“宇：东西家南北”的问题向方老讨教。因梁启超、胡适等人对于“家”夹在东西和南北之间，并与四方并列而作为一个空间方位，颇感奇怪。于是他们改“家”为“蒙” ，并前移为“蒙东西南北” 。空间包括东西南北，语义似乎讲通了。但方老答疑，明确表示不同意这种“大胆怀疑” ，并认为这种做法是“大胆窜改” 。他先是引用《淮南子》的话做了解释：“室宅之居也，西家谓之东家，东家谓之西家，虽皋陶之理，不能定其处。 ”一个地方到底是东还是西，总是与参照点有关。 “家”正是古人最重要的参照点，因此，东西南北方位的确定，与家这个中心点直接相关，《墨经》里讲“东西家南北” ，实际上就是东西南北中。方老先生接着强调：学术研究要严谨，实事求是。譬如：“《墨经》中的条文，文字极为简少，而且字字精严密切，不可游移，科学性逻辑性极强；如果更改一字，或增删一字，则意义全非。 ”因此，必须以十分谨慎的态度从事。刘文英先生后来治学愈加严谨，或许与这件事有直接关系。
其时，方老被错划“右派” ，身处逆境，他关于《墨经》的专著，长期无法出版。刘文英先生帮助病中的方老整理书稿，该书在方老先生逝世前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就是后来颇有学术影响的《墨经中的数学和物理学》（1983）。正是在辛安亭先生、方孝博先生等老一辈学者的指引下，刘文英先生的学问有了一个新起点。
从《天问》研究锚定中国学问
刘文英先生对《天问》的研究肇始于“文革”那个特殊时期，不知此间他对国家的前途命运有着怎样的忧心。 1978年， “科学的春天”来了。是年，他在《文史哲》杂志上发表了其重要的中国哲学论文，研究的就是《天问》。
《天问》构思新奇，通篇都是诗性问句，一连提了172个问题，从传说开天辟地之前到天地上下的各种现象，从夏商周的兴亡到楚国和屈原自己，几乎深入到当时社会文化思想的各个领域。《天问》为什么要以这样的形式写作？作者到底想阐述怎样的主题？历代学者众说纷纭。刘先生的研究表明，《天问》之问是问难，是关于天道的问难，是通过一连串的问难，从历史和哲学的高度，对国家前途和命运进行的认真思考。《天问》是非常奇特而深邃的哲理诗，是一篇珍贵的思想文献。这篇论文一经发表，很快被《文学研究动态》等介绍和评论，也受到严北溟、侯外庐、姜亮夫等前辈学者的好评。通过研究《天问》，其时30多岁的刘文英先生认识到，寻根究底、不同寻常的提问对科学研究有多重要，这也坚定了他以更为开阔的视野探讨哲学研究中的复杂性问题。
时空观念、意识观念，不仅是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重大问题，而且在中国科技史、心理学等研究中也不可或缺。以往中国哲学在以人物或著作为中心的研究、断代或通史的研究中，所涉及的重要哲学观念或重要问题不少，成果也多。但因体例所限，对每一个重要问题来龙去脉的讨论，往往断断续续、讲不大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