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英|追梦人刘文英( 五 ) |哲学|中国哲学|方老|辛老|辛安

刘文英先生指出，有了这些复杂的占梦方式，占梦家便可以左右逢源，其中当然还涉及相应的心理分析。为了占而有验，历来重视做梦的心理原因和梦象所反映的梦者的心理状态。《周礼》中提到的正梦、噩梦、思梦、寤梦、喜梦、惧梦，《潜夫论》强调要“内考情意” ，都是讲人的心理。占梦中这些杂有迷信成分的社会、心理预测，实际上也蕴藏着哲学、心理学的重要史料。
刘文英先生的思考并未就此停止，他进一步追踪现代世界梦说的新进展，把中国古代梦说的精华同现代世界梦说的成就结合起来，提出了一系列梦说的新理论和新观点，这在1998年出版的《精神系统与新梦说》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开。
研究原始思维与世界对话
“学术研究是一种对话。 ”不但要自己提出问题，而且要自己回答问题，这是一种与自我的对话。不但要关注自己的研究对象，而且要反思自己关于对象的研究，这是一种与对象的对话。研究的课题学界或多或少有所涉猎，可能尚未形成一致的看法，必须发表自己的意见、评论他人的观点，这又是一种作者与作者的对话。还有，把研究成果奉献给读者，必然会引起作者与读者的对话。
刘文英先生的研究不仅具有强烈的对话意识，而且对于世界范围的学术对话，具有充分自觉，这在1995年出版的《漫长的历史源头：原始思维与原始文化新探》一书中表现得最为突出。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西方学者在原始思维与原始文化研究领域比我们起步早，他们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材料，并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观点。但是，在刘先生看来，当代中国学者也自有其优势。就研究资料来看，中国历史悠久，文献众多，文物丰富，而且中国有56个民族，汉民族除了有关洪荒之世的种种传说外，还保存着不少其他民族原始宗教、艺术和风俗习惯的文献资料，少数民族也保存着不少原始思维与原始文化的资料。更何况，今天我们既可以把西方学者已有的成果作为借鉴，又可以摆脱他们的一些偏见，因此，中国人在这个研究领域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参与整个世界范围的探索，并作出自己的贡献。
与世界学术界的有效对话，离不开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做支撑。在刘文英先生看来，科学研究不能仅仅介绍西方某个学者或学派的工作，也不能停留在对他们的理论、观点做注解，而是要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用中国人的眼光，来阐述一个中国人的看法。例如，原始思维的产生发展经历了300多万年的过程，如何具体地划分其发展阶段、衡量其发展水平，是一项十分困难的工作。原始人早已消失，没有可供直接观察的对象，但刘文英先生把原始人遗留下来的石器工具作为他们思维活动物化的客观成果，通过重现制造石器工具的工艺过程来还原原始人的思维过程。由于现代考古学已经按时间和类型将石器工具排出了一个历史序列，并揭示了各种石器的制作工艺，这就为追溯原始思维提供了一种最清楚、最可靠的历史线索。而原始人的颅骨化石、社会组织及其他种种文化成果或遗迹，则为这种研究提供了参照和补充。这样，根据思维活动的形式和基本要素，刘先生把原始思维的发展明晰地划分为“意象—动作”“意象—意象”“意象—概念”三种运作方式和三个相应的历史阶段。同时又把这三个阶段进一步划分为意象混沌、意象联想、意象想象、意象推演、意象建构、意象符号和简单概念等不同水平。众所周知，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和心理学，曾把儿童思维的发生发展划分为若干阶段和水平，被公认为现代哲学和心理学的重要成就，然而这个学说只限于人类个体出生至十多岁的思维发展。刘先生思考的是整个人类自诞生以来思维的发展，工作难度很大，最终取得的研究成果都有翔实材料作依据，很具创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