蕾切尔·西蒙斯|“雌竞”是怎么被塑造的( 三 ) |女孩们的地下战争

在对“受欢迎”的竞争中，女孩们将友谊视为筹码进行了一系列的交易和计算，将摧毁旧关系作为在社交阶梯上往上攀登、建立新的“高等级”关系的“投名状”——没有永远的“BFF” ，只有永远的“蜂后” 。《贱女孩》中，林赛·罗韩饰演的“目标”在让“蜂后”失势后，迅速迷失、仿佛要取而代之成为下一任蜂后。西蒙斯书中引述的一项研究表明，被欺负过的女孩成为霸凌者的可能性明显较高，而被她拜访的很多“霸凌者” ，也曾在金字塔底层苦苦挣扎。
伤害背后的焦虑转嫁：
“好女孩”和嫉妒
问题是，女孩们为什么如此大费周章地打这种迂回战，而不直接当面说个清楚来解决彼此之间的问题，或者打上一架来建立起等级秩序？
西蒙斯发现，很多女孩缺乏处理日常冲突的能力。直接的沟通，听取他人的愤怒和表达自己的愤怒都让她们恐惧，这会让她们必不可免地要去想自己是否真的“错了”或者“有问题” 。她们只能采取曲折的策略，把过错完全推到别的女孩身上并对进行惩罚：找到替罪羊吸引群体的关注火力；逼迫和操纵自己的朋友通过顺从来肯定她们的权威；以及，组织一大群女孩的同盟，试图通过群体来分担和淡化自己的过错。
她进一步指出，这一切的根源在于，女孩们在“褒奖甜美形象的文化中长大” ，维持完美“好女孩”的形象对于她们意义重大，故而逃避过错是她们下意识的第一选择。同样， “好女孩”的形象也意味着，直截了当的攻击性是被禁止的。
在西蒙斯后续出版的《好女孩的诅咒》（TheCurseoftheGoodGirl）和《足够了：如何帮助女孩超越不可能的成功标准，过上健康、快乐和充实的生活》（EnoughAsSheIs:HowtoHelpGirlsMoveBeyondImpossibleStan－dardsofSuccesstoLiveHealthy,Happy,andFulfillingLives）中，基于对女孩们的田野调查，她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更完善地提出了“好女孩”的概念。
她发现，人们期待“好女孩”聪明进取、漂亮善良，并且在学业和社交上都取得成功，近乎完美。同时， “好女孩”几乎是由一连串“要求”和“限制”构成的、难以平衡的复杂形象：“好女孩”既要热情，又要文静；既要聪明，又要缺乏主见、循规守矩；既要受欢迎，又要不至于咋咋呼呼。西蒙斯将之称为“角色超载”和“角色冲突” ，女孩们的方方面面被要求完美融洽，即使它们彼此之间是冲突的。
成为“好女孩” ，是靠着无时无刻的自我压抑和社会规训来拼命靠近的。但这种矛盾且遥不可及的标准，让女孩们成为“好女孩”的目标注定失败，自我接纳和自我表达成为了非常困难的事情。
随之，她寻找到了女孩们为什么如此情感内耗进行隐性战争的最终解释：女孩们隐藏着自己的满怀焦虑乃至愤怒，学会了用一种社会和自我能够接受的方式去释放它。女孩们决定“迂回行事” 。西蒙斯认为女孩们推断出来， “进行暗中操控——结合权力和被动——是获取权力的最佳途径” 。她们很容易发现，这种基于关系的隐性攻击是被无视、容忍、乃至被欣赏的。
事实上，人们相当欢迎那些描述女孩们亦敌亦友的文艺作品，并且仔细品味从中折射出来的女性的“自我厌恶和不安全感” 。作家苏珊·布莱特 (SusanBright)认为，刻画了女性友谊阴暗面的的文化产品“往往占据了主导地位” ， “进而具有更高的受欢迎程度” 。在她看来， “那不勒斯四部曲”是相当典型的例子，充满隐性攻击的有毒的友谊，实际成为了一种探索女性心灵的更深的孤独的文学手段。莉拉对埃琳娜包括抢夺心上人等等一系列“残忍和操纵”的行为，背后是一种几乎无法控制的嫉妒：埃琳娜有机会上中学，而莉拉只能被迫失学。而埃琳娜对莉拉“既崇拜又憎恶”的感情持续了一生，这让她在某种意义上，体察到了自己的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