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探究汉译逻辑术语本土化的影响
“汉译逻辑术语本土化”内蕴两个关键词 , 一是“汉译逻辑术语” , 即以汉语为载体 , 或以音译、意译、音译与意译合璧的方式将外来逻辑术语转化为汉语的过程 。 在中国古代逻辑思想史的发展过程中 , 主要发生了对梵文、英文和日文的逻辑术语的汉译活动;二是“本土化” , 即在汉译逻辑术语的过程中 , 以意译的方法将外来逻辑术语与本土文化的用语进行互释 , 形成了与本土文化相契合的常用术语 , 也创造出了一系列反映本土文化特征的全新逻辑术语 。 汉译逻辑术语本土化的过程 , 既是译者语言转换和语言驾驭能力的体现 , 也反映了译者对逻辑术语及其功用的理解能力与传播意图 。 在中国逻辑思想史的发展进程中 , 曾经历汉译逻辑术语本土化 , 为中国逻辑学话语体系的丰富与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 , 也折射出中国逻辑学话语体系建设的创新转化所特有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
最早出现汉译逻辑术语本土化是古印度逻辑术语的传入 。 因明是由梵文意译而来 , 作为以推理和论证为研究对象的印度古代逻辑学说 , 它在南北朝时期就随佛教典籍传入中国 , 其具有代表性的古因明文献均被汉译 , 虽然因缺乏注文疏解而使古因明未能产生广泛影响 , 但为中国古代逻辑学话语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拓宽了视野 , 并开辟了接纳与融合外域逻辑思想的历史路径 。 随着唐玄奘西行求法并汉译、译讲新因明典籍以及其门生注疏 , 印度古因明和新因明经过汉译术语本土化而系统传入中国并得到传播 , 由此与中国古代逻辑学形成互动与互补 , 转化为中国古代逻辑学话语体系的组成部分 , 并随着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研究在近代复苏而引起学界的持续重视 。
明末清初 ,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逻辑思想随西方传教士带入中国 , 李之藻等人将《亚里士多德辩学概论》译为《名理探》 , 以弥补中国传统文化中演绎方法的不足 , 从此西方古代逻辑学体系与中国的推论名理思想相遇、对接 。 李之藻十分重视对“逻辑”一词译名的廓清 , 将西方逻辑学术语赋予了反映中国本土文化特征的含义 , 许多汉译逻辑术语都与中国古代逻辑术语相通 , 力求以辩艺、名理等易于国人理解和接受的译名来表辞达意 。 虽然各种原因导致《名理探》在当时没有产生太大影响 , 但它作为第一部汉译西方逻辑学著作进入国人视野 , 为近代西方逻辑学传入以及西方逻辑术语本土化引起的中国逻辑学话语体系建设奠定了基础 。
20世纪初 , 严复译介的《穆勒名学》《名学浅说》两部西方近代逻辑著作 , 均以“名学”指称“Logic”一词 , 具有与中国古代先秦名辩之学及李之藻汉译逻辑术语相连之意 , 便于接受西方逻辑 , 体现出革故鼎新的科学方法论价值 。 他还独创了一系列具有中国话语习惯的逻辑术语的译名 , 将两部原著中包含的亚里士多德演绎逻辑和穆勒建构的经典归纳逻辑等一系列西方逻辑学术语进行了汉译本土化 。 这一时期 , 汉译逻辑术语本土化表现出空前的活跃和多样性 , 仅对“Logic”一词的汉译就有多种译名 , 例如 , 王国维将耶方斯的逻辑著作译为“辨学” , 还有学者从日语转译而来的“论理学”等 。 近代开启的汉译逻辑术语本土化 , 表现出中国逻辑学话语体系建构的自觉意识 , 服务于以文化革新来实现文化救国的理想追求 , 反映出中国逻辑学话语体系建构所承载的时代使命 。
充分展现中国逻辑学话语体系建设的世界意义
中国语境下的逻辑学话语体系建设 , 要从传统文化基因中把握中国逻辑学思想体系的发展进路 , 同时 , 也要加强中外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逻辑传统之间的对话式研究 , 在学术互动中体现中国逻辑学话语体系建设的世界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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