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河文化|后石家河文化“抱鱼人偶”与祭山活动( 四 ) |人偶|巫师|玉璋|陶偶|石家河文

其次，若所抱之物确实是用作祭品的鱼，那么在出土的陶塑动物中，形象逼真的陶鱼所占比重应较大，然而事实却正相反，陶鱼的数量十分有限。因此，我们有理由对“抱鱼人偶”的命名提出质疑。
最后，在所见的陶塑品中，还有不少也表现了人与动物之间的互动关系，而这些人兽互动的动物形象与独立存在的同类动物形象之间并无太大的差别，因而可以说明人们在制作这些陶塑品时并不会因为人与动物之间存在互动关系而仅保留动物的某一显著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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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邓家湾遗址出土陶鱼（T28:3）
早已有学者提出人偶所抱之物并不是鱼，而是某种“鱼形器” ，是祭祀礼仪活动中的一种器具，如乐器。这当然是可能的，因为在原始宗教的祭祀活动中，往往会伴随有音乐及舞蹈。但是至今未有相似形状的乐器被发现，因而将其看作是乐器的证据稍嫌不足。然而，作为祭祀活动中的用具，尤其是巫师所执之物，其性质势必是珍贵且神圣的。作为处在新石器时代末期或铜石并用时代的后石家河文化，具备如此性质的器物，玉器是其中最具可能性的，而在数量众多的同时期玉器种类中，与此形状类似的则只有牙璋最为符合条件，理由如下。
其一，从“抱鱼人偶”脱落的附件可知（图一， 7、8），所抱之物是首尾基本等宽的扁长条形物体，一端分叉，其整体形态恰与考古所见的牙璋形态近似。
其二，根据所抱之物与人身体的比例可以推测其长度当在40-50厘米左右，与牙璋的长度亦可相当。
其三， “抱鱼人偶”形态高度一致，或可说明所抱之物具有固定的抱持方式，即左手托住分叉的一端，而右手按住另一端；而按照一般抱物的习惯，这似乎暗示了分叉的一端是其首部（头部），而另一端则是其柄部（尾/脚部），而这又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持璋铜人(K2:325)所见的牙璋握持方式相符合；同时这也间接说明了所抱之物可能并不是鱼。
最后，荆州博物馆曾在汪家屋场征集到两件牙璋（图六），报道者推测这两件牙璋与所在遗址年代相差不大，均为石家河文化晚期；两件牙璋的阑部与王永波所划分的AaⅡ相似，其年代相当于龙山文化晚期（距今约4300—4000年），与简报所判断的年代大致相当，这说明了在后石家河文化时期，江汉平原地区的人们已经知道牙璋这类器物的存在，甚至很有可能已进入到当时社会的信仰体系中，成为当时的人在祭祀活动中使用的一种重要器具，那么在模仿祭祀场景的陶塑品中加入牙璋的元素，也是十分合理的选择了。
基于以上的讨论，我们认为“抱鱼人偶”所抱之物不是鱼，而是玉璋。因此，所谓的“抱鱼人偶”应当称之为“抱璋人偶”更为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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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汪家屋场遗址采集的牙璋
三、“抱璋人偶”与后石家河文化时期的祭山活动
（一）后石家河文化时期的环境背景
一方面，环境考古的相关研究表明，在距今4200-4000年之间，全球经历了一次降温事件，并因此而导致了世界范围内不同地区文明的衰亡。同样的，江汉平原也在距今4300—4000年前后，气候由暖湿转为持续干冷时期，降水减少，遗址区域积水减少并逐渐演变成古人的居住用地，因此气候的持续干凉，极端气候灾害的频繁发生，导致了石家河文化的衰落。据此可知，距今4200年—3900年左右的后石家河文化同样面临着全球范围内的气候异常变化，总体而言，它是整体处在一个相对干冷的气候环境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