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汇表|专访｜诗人凌越：我享受诗歌带来的寂寥的美感( 二 ) 凌越|词汇表|诗歌|戏剧性|专访

凌越：首先我认为文学进化论是不存在的，每一种诗风都是对同一圆点在不同路径上的进发，因此每种诗风的优劣比较恐怕无从谈起，因为每种诗风里（在巨大的标签下）总有好诗和坏诗。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兴起的朦胧诗，在我看来是处于浪漫主义诗歌和现代主义诗歌交界处的一种抒情诗，当然产生过非常好的作品，但太多劣质作品空洞的抒情也让后来的写作者越来越厌腻，从而产生了两种基于“叛逆”（弑父）的写作范式。一种以“他们”诗派为代表，以世俗对抗崇高（在他们看来，那自然是假崇高），以平淡的说话语气代替高亢的抒情语调。另一拨诗人则针对朦胧诗过于主观的倾向，试图增加诗歌的客观性， 1990年代以来强调叙事性的诗歌是其代表，他们尝试在诗歌中增加情节因素，扩大诗歌的基本词汇表，去纠正烂俗的抒情诗写作容易犯的空洞和狭隘的毛病。应该说，这两种写作范式出发点都有其合理性，但好的诗歌永远是难以捕捉的幻影，当你自信满满以为可以唾手可得时，你多半已经被它所抛弃。上述两种出发点不无合理之处的写作范式，由于过于自信，很快倒向另一种极端，滑向另一个深渊。过长的词汇表、过于具体的情节、过于拥挤的内容，都使诗歌本身变得臃肿和怠惰，而反崇高的世俗语气也很容易流于油滑。
我自己的诗歌写作正如您所说，也有一个从纯粹抒情写作到增加叙事性、强调反讽、有意将诗歌场景置换到城市景观的变化过程，但是在这种变化中，我始终留意到无处不在的陷阱，我从来没有觉得改变一下写作路径（策略），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诗歌写作的诸多问题。自然调换跑道是获得崭新活力的尝试，但跑道是有限的，而每一首诗都有一个属于自身的广阔宇宙，关键是你要发现它，并将它在语言中镂刻出来——很多时候，这两者是同一回事。在我看来，写诗的困难和乐趣也正是潜伏在这一秘密的几乎无法言说的过程中。
崖丽娟：199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第30次大会宣布每年3月21日是世界诗歌日，目的是为了推广诗歌这一优美的文化形式的创作、阅读、出版。作为一名译者，您和梁嘉莹合作翻译了美国诗人马斯特斯《匙河集》，《兰斯顿·休斯诗选》《赫列勃尼科夫诗选：迟来的旅行者》《荒野呼啸：艾米莉·勃朗特诗选》等，选择翻译西方诗歌的标准是什么？翻译过程有什么具体感受？
凌越：我们挑选翻译对象的标准很简单，就是重要且鲜有中译，到目前为止，我们翻译的《匙河集》和赫列勃尼科夫诗选都是这两位重要诗人唯一的中译本。《兰斯敦·休斯诗选》也是这位美国黑人诗人首个中译本，只是在我们的译本出版数月后，上海译文又推出了兰斯顿·休斯的第二个中译本。《荒野呼啸——艾米莉·勃朗特诗选》是例外，可是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并不知道另一个中译本的存在，只是在翻译工作完成以后，才知道在多年前的一套勃朗特姐妹文集中有一本艾米莉·勃朗特诗全集。作为译者，我始终觉得首译比锦上添花式的翻译重要得多，而且首译可以避免多个译者之间相互的指责和争吵，这太没劲了。当然，诗歌本身的歧义性，也使同一诗人多个译本的存在变得合理，因此，我觉得我们的艾米莉·勃朗特诗选自有它的价值，不过要是早知道有一个中译本已经存在，说不定我们也就不会翻译了。还有太多优秀外国诗人至今没有中译诗集，完全没有必要扎堆去翻译某个诗人，像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狄金森或者佩索阿有必要有七八个乃至十几个中译本吗？而且很多后出的译本根本没有明显的进步（甚至有的还不如以前的译本），这只会造成资源的浪费。也许有些译者是出于商业的考虑，中国读者熟知的诗人市场通常要好得多，但我们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这位诗人是否重要，是否还没有引起中国读者和中国诗人的注意。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我自己就是一个不善或者不屑“经营”自己的诗人，因此，我对别的语种中骄傲地待在角落里的诗人有一种亲近感，我愿意翻译这样的诗人，而不屑于像追星一样去翻译某个“明星诗人” 。我认为处于遮蔽状态的优秀诗人是最有魅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