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倪文尖孙晓忠｜学生斗胆，谈谈钱理群和他的鲁迅( 三 ) |孙晓忠|倪文尖|知识分子|钱理

其实，从“个人的鲁迅”到“阶级的鲁迅”这个研究的变化和走向是钱老师他们开创出来的。
在八十年代，做鲁迅研究除了关注存在主义的鲁迅，还会关注如何理解鲁迅的国民性批判的问题。早期侧重于强调鲁迅是批判中国的国民性，是黑暗的民众。那么，到了后期，九十年代以后，它强调更多的是对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关系的一个批判。 “知识分子和民众如何能够穿透民众的日常生活” ，从这个角度来重新来解读鲁迅的很多作品——鲁迅如何发明了一种叙事形式来反思知识分子，以自我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关系。

本文图片

比如说“我”和祥林嫂的关系，比如《伤逝》里边的涓生这类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和邻居的关系。这类研究的背后，有更多的反思了。
三十年代以后，鲁迅认为中国的毛病不出在大多数民众身上，恰恰是出在这些专家、教授的身上。在这个意义上，鲁迅更多地将矛头指向以自我为代表的这些大学教授和知识分子这一类人。这类批判的矛头有个非常重大的变化，那么对鲁迅的研究也会发生一个变化。
研究鲁迅是“民族精神的基础性工程”

本文图片

钱老师在北大开的最后一门本科生的课，也是讲鲁迅。那是在2002年的春季学期，距今整二十年了。那次课程的讲稿，最后编成了2003年三联书店出版的《与鲁迅相遇：北大讲演录之二》。
据孙晓忠老师回忆，这门课是北大的公选课，是钱理群老师与葛晓音老师两个人配合给理工科开的。当年，教务处原定把开课的教室安排在文史楼的一楼，但是因为听课的学生太多，多到老师自己都上不了教堂，水泄不通。因此，从第二堂课开始，上课的教室改到了哲学楼的二楼，那是个500座的阶梯教室。尽管这样，早上九点钟上课，钱老师还是要到临上课之前才开门。而学生们就像买电影票一样的，嗡嗡地从二楼顺着楼梯排队排下来，直到哲学楼外面的走廊，队伍很长。
幸运地是，通过钱老师毕业的学生们自发地买录音器材，这门课的完整录像保留了下来。孙晓忠老师说：“每一讲的讲稿都由学生们自愿报名、整理，在后记里有整理人的名字，而有的名字都不认识。用钱理群老师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研究鲁迅这一类人，就属于‘民族精神的基础性工程’ 。 ”
人生变故让钱理群老师与鲁迅更相通

本文图片

2002年钱老师的最后一讲，有一个特点是强调“新世纪的鲁迅” 。其次，钱老师在2000年得了两场大病。这样的人生变故，让他很受打击。然而，恰恰是生了病之后，他觉得自己跟鲁迅更有点相通了。他说，我应该从鲁迅的死讲起。因此，在《与鲁迅相遇：北大讲演录之二》一书的首章就是《人间至爱者为死亡所捕获》。
钱老师这些年已经不大讲鲁迅了， “把鲁迅深埋在自己的心中” 。而在2021年，钱老师连续编著了两本书，《钱理群讲鲁迅》和《钱理群新编鲁迅作品选读》。

本文图片

孙老师回忆说，从2000年开始，钱理群老师就跟他讲，他要写的一本书，类似于从今天的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研究鲁迅，他提了几个问题——当年的鲁迅是怎么看中国，怎么读中国，怎么言说中国的，和怎么思考中国的，怎么写。从中，可以看出鲁迅在当时的三十年代怎么看待当时的一些新的文化现象，怎么看待媒体，新的媒体，体现当时鲁迅在媒介之间穿行，与媒介之间利用和被利用的，在这种观格局里边进行一种“文化丛林游击战” 。

钱理群|倪文尖 孙晓忠｜学生斗胆，谈谈钱理群和他的鲁迅( 三 )

钱理群|倪文尖孙晓忠｜学生斗胆，谈谈钱理群和他的鲁迅( 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