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化|“清代学术新视野”工作坊述评——兼论清学研究的新动向( 二 ) 材料|科学化|述评|论证|来自

这种对学术知识背后论证方法与材料组织的关注，亦与石敖睿教授演讲中一个重要细节相呼应。石教授指出，在乾隆朝的天算学研究中，科学观测对文献记载并无必然的优先性；历史上的记录与基于科学观测的结论被视为同样可靠，甚至前者优于后者。而二者孰轻孰重，又往往因人而异。这使笔者联想到戴震与钱大昕在“岁实”（回归年）长短问题上的著名分歧：戴氏自西洋天算学模型出发，视理论计算较文献记载更为可靠；钱氏则反其道而行之，以文献记载的多变性作为西学模型不够精密的证明。在北美学者胡明辉笔下，这一差异为戴震赢得了“理性主义”的头衔，恰与冯胜利教授的“理必”思维异曲同工。
【科学化|“清代学术新视野”工作坊述评——兼论清学研究的新动向】此外，笔者在研究中发现，这种知识论立场上的差异同样广泛见于对金石器物与自然名物的研究之中。当实物材料与文献记载、训诂分析指向不同的结论，应该何去何从？可以肯定的是，在考据学鼎盛的乾嘉时代，学者对此类根本性问题并无一定之见。细而言之，在同为皖派宗师的戴段二王之间，即便对某一考证问题掌握了相同的文献材料与分析方法，在材料择取的优先级和方法的偏好上仍能展现出个体差异，而由此得到颇为不同的结论。广而言之，对汉学持保留态度的理学家与经世学者，他们是否也以其它知识论形式践行着自己对于“真知”的理解？只不过这种理解的信度并不取决于材料支撑或逻辑推演，而是与内心的呈现或实践的功用息息相关。总而言之，对认识论问题的微观分析既有利于阐明清代考据学超迈前贤之处，亦对于理解清学内部的多元性与学术争论，乃至学术群体间的差异与学派分歧具有广泛意义。如石教授在演讲中从前述有关文献记载与科学观测的讨论，即联系到精英科学家与身处实际观测一线的技师、包衣等的群体差异。这里既有知识论偏好上的不同，亦涉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身份背景之别。近年高彦颐、陈恺俊等学者通过对清代文人工匠与包衣官僚的研究，已经在手工艺从业背景对知识论的塑造作用上取得长足进展。如何将这一职业身份与知识思想间的互动关系推向更广泛的学术领域，亦是在清学研究中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而提及身份与群体，则将我们自然引向石敖睿教授有关“皇室科学”与“私家科学”的空间维度。前者与历法制度、宫廷传教士和学者的为官经历密切相关，后者则主要体现为私人化的学术网络与个体化的研究兴趣。清代科学研究的重心何以在18世纪中后期由前者转向后者？学者又如何在两种身份间切换与流动？其中关键之处，即在于“西学中源”这一总体论调下科学与礼学乃至考据学间的密切联系。如石教授在演讲中提及具有官方背景的《五礼通考》作为礼学汇编，不仅涵盖天文历算方面的大量内容，更收录了江永、戴震等人与当时官方天算学研究有别的私学成果，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有关乾嘉时期科学研究相对于考据学的从属地位，自北美学者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以降已多有论述，在此不赘。但这一联系启发笔者进一步追问：有关皇室之学与私家之学的划分，对于理解考据学的学术生态，是否同样具有参考意义？如果康熙是热衷天算学的“数学家皇帝” ，中后期的乾隆是否亦可视为一“考据家皇帝”？这一身份不仅表现为四库馆的设立，也体现在御制文集中多见的考证作品，以及由宫廷组织编撰的《热河考》、《河源纪略》等多种史地著作，而诸如钱大昕、王念孙等一流考据学者，也恰因早年供职京师而参与此类项目之中。同时这些“皇室考据”又因其多元的语言背景、宫廷收藏的支持，以及无与伦比的资源调动能力，在研究方法上与“私家考据”既有趋同，亦存差异。二者之间的流动、转化，与相互影响，同样可成为理解乾隆朝学术的一个重要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