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化|“清代学术新视野”工作坊述评——兼论清学研究的新动向( 三 ) 材料|科学化|述评|论证|来自

而提及皇室学术，特别是统治者自身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则离不开政治层面的考量。虽自民国时代，章太炎、钱穆等学人业已论及清代高压统治及文字狱与考据学的关联，但近年来在四库学及清宫档案研究上的进展，仍为继续探索这一层面提供了丰富空间。黄冠云教授以乾隆帝对宋明讲学的批判为切入点，通过对《题东林列传》等御制文字的解读，展现了统治者个人立场的学术引导作用，并由此探讨考据学兴起乃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发展的可能。在乾隆看来，宋明理学中广泛存在的讲学活动开启门户之争，足以贻乱国事。而这一别有用心的个人立场经由上行下效的权力互动，显著影响了四库馆臣对汉宋之学的评价，并由此开辟了考据学的新篇章。在演讲末尾，黄教授还提及他计划进一步考察钱大昕等学者在看似客观化的考证作品中对这一官方意识形态的回应。恰如冯胜利教授的演讲启发我们从看似琐碎而技术化的考证文字背后探索具有“义理”高度的知识论见解，黄教授的研究则引导我们顺着权力的毛细管网络，揭示其间的象征之义与微妙之言。
在笔者看来，与此权力互动相关的另一重要面向，尚涉及考据学与具体政治实践的关联。如果乾嘉学术并非仅是埋首故纸的书斋游戏，而有着丰富的现实关切，如果考据论证不仅是解读经典文本的有效途径，更代表了一种认知与思维的普遍方式，那么考据学家的现实行动就有了特别的研究价值。如王念孙筹理河工、阮元经略海防，其间对技术细节的关注与其学术训练有无关联？又如乾隆帝动用行政力量助益考证，其中可否观察到行政流程与考据研究在信息收集和处理上的相似之处？近年来， “技术官僚”（technocrat）日益成为清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如何重新审视“考据”与“经世”的关系，亦有待广泛而深入的探索。
总而言之，此次工作坊确如其主题所示，展现了清学研究中的若干新视角。在更为抽象的方法论层面上，笔者尝试将其概括为如下三点。一是在对乾嘉学术的研究中充分借鉴科技史的一般方法。有关中国古代天算学、本草学等领域的考察早已从自然科学研究中独立出来，成为成熟的史学分支。而清学中音韵、文字、训诂诸大宗，虽同为高度技术化的专门之学，却仍缺乏类似程度的历史考察。在这一点上，乾嘉学术的研究者大有可为。二是对学术思想的具体建构过程及其立论基础进行深入分析。这种对于“考据何以可能”的历史知识论（historical epistemology）式的梳理，既有别于余英时先生自儒学传统中所提炼的“内在理路”性的阐释，亦不同于近年来占据思想史研究主流的“语境化”的分析方法，而对二者有裨益之功。三是对学术思想所涉及的不同维度进行综合性的跨领域探索。无论是考证背后的政治关切，还是礼学与科学的内在联系，都体现出在现代学科分化之前更为纵横交错的知识组织形式。当下有关全球史、边疆史的研究方兴未艾，而思想空间亦如地理空间一般。如何在包罗万象的清代知识世界里突破现代学科的畛域，以再现其丰富的历史关联，亦是清学研究者可以共同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