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鹿素行|窦兆锐：“日本中华思想”的理论建构与历史影响——以山鹿素行为中心的考察( 四 ) |建构|日本|中华

需要指出的是，与同时期的“日本中华思想”相比，山鹿素行的上述理论建构和思想内涵非常独特。如日本朱子学首倡者藤原惺窝认为， “理者，如天无不覆，似地无不载，此邦亦然，安南亦然，中国亦然。东海之东，西海之西，合此言，同此理” 。这一思想继承了朱熹理气论的基本原则，其目的是以“理”（在朱子学体系中，理=中庸之道）的普遍性，论证安南、日本与中华“同理” ，实现日本由东夷到中华的转换。正因“同理” ，日本的主体性便失去了理论依据。山崎闇斋学派也是“日本中华思想”的典型代表，但他们认为“中国之名，若以各国自言，则我中而四外夷也” ，所谓中国、夷狄之分，不过是各国从自我中心视角观察“自—他”关系的产物，所以若依各国“土地风俗”而言， “其地各授其天，各为一分之天下，相互无贵贱尊卑之嫌” 。山崎闇斋等人试图通过从价值观角度来解构华夷思想，从而使日本彻底摆脱中国华夷思想的束缚，但也正因如此，日本的优越性便也失去了“中华”的光环。
其二，强烈的侵略扩张性。强调日本“武威”之强大，是“日本中华思想”的普遍观点。但是与熊泽蕃山等单纯强调日本的勇武传统不同，山鹿素行认为日本“武威”的真正优越性在于中华地位赋予的正义性——即日本之武威乃“中华之武威” 。如前所述，他将中国的“礼教主义”华夷观改造为“礼治主义”华夷观，华夷差异最终定格在治乱之分。因此，以中华之“治”讨伐夷狄之“乱” ，便是以“正”讨伐“不正”、迫使夷狄服从中华教化的“天讨”“天伐” 。山鹿素行对《日本书纪》有关神武天皇征伐东夷的记载的述评，集中体现了所谓“中华之武威”的内涵：
四十年夏六月，东夷多叛，边境骚动。秋七月癸未朔，戊戌天皇持斧钺以授日本武尊曰：“朕闻：其东夷也，识性暴强，以凌犯为宗，村之无长，邑之无首，各贪封堺并相盗略。且山有邪神，郊有奸鬼，遮衢塞径，多令苦人。其东夷之中，蝦夷是尤强焉，男女交居，父子无别，冬则宿穴，夏则住巢，衣毛饮血，昆弟相疑。 ”
在山鹿素行看来，神武天皇对东夷的描述，正好符合他对夷狄的定性认识：因不行“礼治”而陷入争斗不休、伦理失序的混乱状态。所以，神武天皇征伐东夷完全符合他对华夷区别的价值规定，因而经过神武天皇征伐之后， “蝦夷朝贡不怠、教化大行于东方、绵绵以至今日” 。值得注意的是，按照山鹿素行的华夷生成论逻辑，中华之于夷狄，不仅先天、永久地保持着“礼治”优势，且夷狄通过修习礼教而实现由夷变夏的“文路”已被阻断。因此，中华随时掌握着征伐夷狄的“合法性” ，而夷狄只有在被中华武力征伐之后，才能实现礼义教化——“夫征者，正其不正也。彼不正辙兴师侵伐之” 。
与将“礼教”改造为“礼治”一样，山鹿素行“中华之武威”思想的建构，实质上也是对宋明儒学相关概念和思想的重塑。他的圣学思想的形成与其对明代丘濬所著《大学衍义补》的吸收与改造关系密切，其“中华之武威”思想也与此有关。《大学衍义补》卷114《严武备》之“总论威武之道”中有言：“征者正也，下有不正，上则正之，下之人非有不正之事，而上之人辄兴师侵伐之，则上已不正矣。 ”在卷146《驭外蕃》之“征讨绥和之义”中，丘濬对《尚书》之《虞书·舜典》有关大禹征伐有苗氏的记载加以述评：“此万世中国帝王征讨蛮夷之始……由此一事而观，可见唐虞之世非独政教与后世不同，其征伐亦与后世不同也。何也？后世之征伐四夷，皆以其侵轶我边境，戕贼我生灵，以故兴师讨伐之。而帝舜之命，禹之誓众，则惟数有苗之罪，所谓昏迷不恭，侮慢自贤，反道败德，责其行己之不循正道也。 ”由此可见，山鹿素行很可能借鉴了丘濬上述言论。然而，山鹿素行对“中华之武威”的阐释方向，与丘濬原意完全不同。首先，丘濬仅仅指出“唐虞”时代中华对夷狄的“主动性”吊民伐罪与后世“被动性”自卫反击有所区别，但并未作出明确取舍，甚至更为倾向后者。其次，总体而言，丘濬的“华夷观”一方面仍承认乃至赞赏夷狄的“慕义之心” ，另一方面其对待四夷的态度仍以和平、文明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