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鹿素行|窦兆锐：“日本中华思想”的理论建构与历史影响——以山鹿素行为中心的考察 |建构|日本|中华

作者：窦兆锐
来源：“社会科学战线”微信公众号
原文刊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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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朝事实》山鹿素行自序。图源：《中朝事实》（1911年，博文馆出版）
“中华思想”在前近代东亚世界的传播和演变，是东亚思想史和政治史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其中， “日本中华思想”因其独特的内涵及发展道路而颇受学界关注。 “日本中华思想”有3个特征：一是与中国分庭抗礼的意识，甚至认为日本比中国更具“中华”资格。二是鲜明的本土特色，将“日本=中华”的依据诉诸日本神话传说、皇统“万世一系”以及“武威”传统，这与以礼教文明作为核心要素的中国“中华思想”截然不同。三是尽管日本是最早实现近代化的东亚国家，但其政治和思想界关于“中华思想”的理论建构与政治实践，深度参与了近代日本的内政外交，与其对外侵略扩张关系密切；与之相比，随着甲午战争的惨败，中国的朝贡体系彻底瓦解， “中华思想”退出了历史舞台。
围绕上述三个方面，中日学者的研究成果大体呈现出以下特点：日本学者侧重于研究“日本中华思想”的主体性特征，特别是对“武威”和“皇统一系”的思想史解读，而对其与近代日本对外扩张的历史联系则不仅关注较少，甚至有意无意地加以切割。中国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日本对“中华”概念和“华夷观念”的改造、“日本中华思想”与日本主体意识的萌生及相关政治实践等，对该思想的理论内涵及其建构过程尚缺乏系统分析，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宏观研究的持续深入。 “日本中华思想”的萌生可远溯至奈良时代（710—794），但真正的理论建构则是在近世（1603—1867），这与当时宋明儒学大规模传入日本有直接关系。有宋一朝始终面临着北方游牧—渔猎政权的强大压力，宋儒以理学思想和道统思想为基础，为“中华思想”建构起一套严密、系统的理论和话语体系，以此论证宋朝的中华正统地位，借以凝聚力量并占据舆论制高点。随着宋明儒学在近世日本的传播，这套理论和话语体系也为日本学者吸收并加以本土化改造。在近世“日本中华思想”发展史上，山鹿素行（1622—1685）具有开创性地位，他在对朱子学进行批判和改造的基础上，建立起一套严密、系统的“日本中华思想”体系，并对近代日本政治和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本文拟系统分析山鹿素行“日本中华思想”的理论体系、内在特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其与近代日本政治和思想发展的内在关联，以期将相关研究推向深入。
一、山鹿素行“日本中华思想”的理论建构
山鹿素行出生于会津藩（今日本福岛县会津若松市）的一个浪人家庭，幼年曾入幕府大学头林罗山门下修习儒学， 40岁左右在吸收和批判宋明儒学的基础上创立自己的思想体系，自称“圣学”（即标榜其为周孔圣人的唯一真传）。山鹿素行的“日本中华思想”与其“圣学”思想关系密切，后者是前者的理论基础，前者是后者的理论归宿。
“日本中华思想”的理论建构裹藏在其对宋明儒学道统论的吸收和改造之中，其过程大致呈现为由中华道统向日本道统进而向日本（神）皇统过渡的阶段性演进特征。
所谓道统论，是唐宋儒学者为对抗佛教、复兴儒学而建构的儒学传承系谱，包含以尧舜禹三代先王为顶点的圣人谱系、尧舜禹三代“先王之道”统摄下的思想—经典谱系以及对“圣人之道”的阐释为核心的理论和学术谱系。它包含3个特性：第一，圣人之道是所有正向价值的唯一代表，除此之外皆为“异端” 。第二，圣人之道是华夷之辨的核心标识，即“圣人之道=中华” ， “异端=夷狄” ，如韩愈所言：“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 。第三，道统谱系的接续以孔孟为节点，因“尧以是（圣人之道）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 ， “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韩愈将自己视为孟子传人，而朱熹以自己的思想体系为基底，通过严密的甄别和阐释，精心建构了从孟子至自身的道统谱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