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鹿素行|窦兆锐：“日本中华思想”的理论建构与历史影响——以山鹿素行为中心的考察( 六 ) |建构|日本|中华

“日本中华思想”与近代日本的对接绝非偶然，主导一系列扩张行为的并非从欧美引进的近代文明和价值观念，而是几乎纵贯日本历史的“日本中华思想” 。这在明治天皇对清宣战（即甲午战争）诏书中表露无遗：“帝国欲启诱朝鲜使其始就列国之伍伴、独立之一国，而清国每自以属邦称朝鲜，阴阳干涉其内政，及其内乱之时，借口拯救属邦之难，出兵朝鲜。朕依明治十五年之条约（中日《天津条约》——引者注）出兵以备变，更欲使朝鲜永免祸乱，以保将来之治安，维持东洋全局之和平……帝国于是劝朝鲜厘革其弊政，以内坚其治安之基，外全独立之权益。 ”褪去所谓“东洋和平”“将来治安”的外表装点，隐匿在所谓将朝鲜从中国的属国地位中解脱出来，进而“帮助”其实现外交与内政近代化一系列说辞背后的，与其说是欧美文明的正义感召，不如说是建立在绝对差等关系下华对夷的强迫性价值推广逻辑。正如山鹿素行将“东夷征伐”“西戎征伐”美化为中华对“识性暴强”“凌犯为宗”“父子无别”之夷狄的“王化”过程：“自是虾夷朝贡不怠，教化大行于东方，绵绵以至今日。 ”所谓“使其始就列国之伍伴” ，看似以平等的近代条约体系取代朝贡体系的美好许诺，被“日韩合并”的残酷事实戳破，其实质即日本的根本目的是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近代版“华夷秩序” 。从“征韩”开始，日本当局制造一系列概念舆论：东亚连带、东亚联盟，直至所谓“大东亚共荣圈”无不贯穿着以“世界唯一”的“道义国家”日本为中心的华夷观念的处事逻辑：“肇国之精神中，皇孙养正与八纮一宇不可分也，由此，我国以戡定祸乱、确立和平为不可分之国家理念。他国之征战未必与基于正义之和平一致也，或有以榨取异民族为目的之无名之战，或以守中立之和平为国是，本正义而为和平体制之建设而战者，我国之使命也。 ”值得注意的是，所谓“本正义而为和平体制之建设而战” ，与山鹿所谓“夫征者，正其不正也，彼不正，辄兴兵侵伐之”的逻辑如出一辙。如此看来，乃木希典在向当时的皇太子、此时的昭和天皇奉赠《中朝事实》时所发出的“将来殿下立万乘之尊，此书可供参考之处颇多……奉请精读玩味”的遗训，似已为后者付诸实施。
结语
近世初期，日本处于宗教神权社会向世俗社会过渡的阶段，如何重建世俗政治秩序和社会文化成为时代问题。因此，在与佛教对抗中诞生且“体用”完备的宋明儒学，成为近世日本解决上述时代问题的首选资源。宋明儒学的佛教批判有两个理论基础：一是“圣人道统”与“中华正统”的统一性，二是以“中庸之道”为中心的哲学体系。这就使日本学者借鉴宋明儒学时，一方面要处理“东夷”日本与中华正统（道统）的关系，另一方面要对宋明儒学的哲学体系进行相应调整。两方面因素既刺激了“日本中华思想”的萌生，也构成了这一思想发展演变的理论背景。以往研究多关注“日本中华思想”本身，对其理论建构则疏于讨论，故而对其中蕴含的中华名义独占性、外扩张性特质及其与日本近代思想和政治的关联等重要问题，未予充分认识，所以本文或许会起到一定的补充和推进作用。
“日本中华思想”并非单纯的“自—他”认识问题，其中蕴含着日本对外来文明的认识和应对问题。正如本文所揭示，山鹿素行“日本中华思想”的理论基础是他在批判宋明儒学基础上建构的“圣学” 。也正因如此，在日本遭遇欧风美雨剧烈冲刷时，他的思想成果及其“当代”价值被井上哲次郎等人“重新”发现，对近代日本思想和政治构建产生了深远影响。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对此的揭示，仅点描出一条思想伏线，意在提示日本近代史研究的展开，需注意近代日本与近世日本的历史关联。如前所述，仅从近代日本武士道、日本对外扩张等课题的研究而言，山鹿素行就是一个关键性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