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鹿素行|窦兆锐:“日本中华思想”的理论建构与历史影响——以山鹿素行为中心的考察( 五 )


山鹿素行直认日本“肇国伊始”即“中华文明之土” , 日本之为中华乃是不容讨论的客观历史事实 。 故而 , 他将系统性阐述“日本中华思想”的著作命名为《中朝事实》(又名《中朝实录》) , 意在告诉读者 , 本书只是对“中华历史”的“秉笔直书” , 并非(也不需要)学术论证 。 日本近世初期 , 宋明儒学方兴未艾 , 虽然包括林罗山、熊泽蕃山、山崎闇斋等在内的学界名家都有以中华思想为基底的日本优越论倾向 , 但仍以肯定中国为前提 , 并未如山鹿素行那样狂热且带有强烈的独占性、扩张性倾向 。 德川幕府主导施行“锁国”等内向型政策 , 其统治模式被称为“小日本模式”(“小日本モデル”) 。 因此 , 山鹿素行“日本中华思想”在近世日本虽然独树一帜 , 但至少在表面上并未受到官方和学界关注 。 在明治维新前后 , 日本开启了由“小日本模式”向“大日本模式”的转换 , 山鹿素行“日本中华思想”被“重新发现” , 尤其是日本进入急速膨胀并加快对外扩张步伐的大正、昭和时代 , 这一思想深刻参与了日本对外扩张行动 。
三、“日本中华思想”与近代日本对外扩张
明治维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日本历史是一部海外扩张史 , 而其在形式上(大东亚新秩序)和内容(皇国思想)上 , 都深刻地反映了与近世“日本中华思想”的联系 。 山鹿素行及其“日本中华思想”得到日本政学各界的顶礼膜拜 , 自始至终贯穿在上述历史进程中 。
1908年 , 在贵族院议员松浦诠、陆军大将乃木希典、海军元帅东乡平八郎、文学博士井上哲次郎等各界显贵的推动下 , 旨在纪念宣扬山鹿素行思想的“素行会”成立于东京 。 通过该会的大力斡旋 , 山鹿素行获得日本政府追赠正四位的殊荣 。 与此同时 , 他的遗著也在该会主导下大量刊行 。 《中朝事实》在近代日本的重新面世 , 即有赖于乃木及素行会的一系列努力 。 1909年 , 乃木亲手誊抄山鹿素行后人家藏的《中朝事实》并自费出版 , 此举成为《中朝事实》得以大量刊行的重要契机 。 乃木希典受教于幕末维新志士吉田松阴 , 是明治维新的亲历者和参与者 , 更是日本迈出海外殖民扩张第一步的“元老功臣” , 在甲午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 。 乃木致力于武士道和军国主义教育 , 并担任皇族学校——学习院院长 , 包括后来的昭和天皇裕仁在内的皇族子弟都曾接受过他的教导 。 1912年7月30日 , 明治天皇去世 , 大正天皇即位 。 1912年9月9日 , 乃木进宫祝贺皇太子裕仁晋升陆军少尉 , 将亲笔训点的《中朝事实》面呈裕仁 , 并留下了遗训:“将来殿下立万乘之尊时 , 此书可供参考之处颇多 , 小官(乃木自称——引者注)于紧要处附以朱点 , 奉请精读玩味 。 ” 9月14日 , 乃木夫妻为明治天皇自杀殉葬 。 在乃木等人的倡导下 , 山鹿素行的“日本中华思想”被奉为“外可张皇道为世界正义之根源 , 内可为亿兆所仰”的“日本道德之典据” , 成为近代日本国民教育的重要内容 。 1911年 , 《中朝事实》被选为《国民道德丛书》的开卷之书 , 此后在北海道师范学校校长星菊太和文部省次官冈田良平的推动下 , 颁行于日本所有的师范学校 , 继而扩散至所有院校 。
山鹿素行|窦兆锐:“日本中华思想”的理论建构与历史影响——以山鹿素行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图片

乃木希典为《中朝事实》所作序文手稿(影印本) 。 图源:《中朝事实》(1913年 , 金港堂出版)
山鹿素行及其“日本中华思想”在近代日本的迅速“走红” , 既反映了该思想与近代日本历史发展趋势的契合 , 同时也昭示了该思想对日本历史大势起着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 。 明治维新开启了自近世初期大规模吸收中国文化以来又一轮的体系性知识更新 。 然而 , 在以欧美文明为基准的价值坐标系中 , 在中华文明体系中以“中华”自居的日本却再次回落到“夷狄”的原点——“当今论世界之文明 , 以欧罗巴诸国并亚美力加合众国为最上之文明国;称土耳其、支那、日本等亚细亚诸国为半开之国 , 视阿非利加、澳大利亚为野蛮之国 , 以此名称为世界之通论” 。 因此 , 福泽等人掀起向西洋文明学习的热潮 , 希望夺回新“华夷秩序”的“优位” 。 日本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 , 宣告明治维新的成功并且极大地刺激了日本的自我膨胀 。 对于日本来说 , 如果甲午战争的胜利证明了日本在政治上的“脱亚”成功及在文化道德上由“半开”向“文明”的蜕变 , 那么日俄战争的胜利则昭示了日本在西洋道德价值体系中由“文明”向更“文明”的迈进 , 并由此跻身欧美主导的新国际秩序中的统治序列——获得了欧美文明体系中的“中华”地位 。 在这种自我膨胀下 , 举国上下对欧美文明的顶礼膜拜 , 反而刺激了日本民族主义和自我意识的觉醒——“近来于我邦攻究伦理之学说或社会之问题等 , 单见道德之平等之方面 , 将差别之方面置之度外者为数不少 。 甚至忘历史之别、境遇之差、恩义之大 , 其头脑全为外国 , 以至有结党徒、企不轨、破坏国家基础之徒” 。 于是 , 日本知识界所谓“有识之士”忽然发现 , 他们直面的现实问题恰与近世初期日本大规模吸收宋明儒学的遭遇如出一辙:“德川时代之初与明治之今日颇有相似处 , 如今日之学者尚不免拜外之流风 , 于当时而怀独立之思想 , 出轩昂凌厉、中流砥柱 , 岂容易哉?”这里的“怀独立之思想 , 出轩昂凌厉、中流砥柱之举”所指正是在近世日本首倡“日本中华”的山鹿素行 , 而在上述思维的引导下 , 他的“日本中华思想”被知识界进一步视为连接近世日本与近代日本的精神纽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