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演论|专访｜张洪彬：晚清时期的“祛魅”，传统中国社会的“梦醒时分”( 十 ) 社会|天演论|传统|时期|中国

张洪彬：2011年秋季学期，我上导师许纪霖老师的一门课，研读《现代中国思想的核心观念》（许纪霖、宋宏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年）这本论文集。这本书中收录了现代思想史研究领域的一些名家名作，其中第一个单元的主题是“时代、公理与进化” ，收录的六篇论文大体都是讨论清末民初的世界观演变的。其中第一篇是张灏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这篇论纲性质的论文讨论了1895至1925年间这三十年的思想转型。张灏认为，近代中国面临的不只是救亡图存这个层面上的政治秩序危机，还有“文化取向的危机” ，也就是“构成文化思想核心的基本宇宙观与价值观”的动摇。他摘引了宋育仁的一段话来说明西学进入中国之后给晚清读书人造成的巨大压力。宋育仁的这段话给我很大冲击和震动。他的愤懑是独一份的，还是当时的普遍情绪？到底哪些科学知识或者说科学的哪些方面让他（们）感到不开心？近代科学知识是不是让他（们）觉得鬼神、先祖都无处藏身了？我查找资料，熬了几个通宵，写了一篇约摸两万字的论文，很粗糙，一直没有发表，但最终成为了《祛魅》一书第二三四章的雏形。
我的博士论文选题原本是打算用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一些期刊，来考察当时知识界对现代社会的想象和理解，看他们憧憬的现代社会是怎样的。这是根据导师的建议、受查尔斯·泰勒《现代性中的社会想象》（李尚远译，商周出版社， 2008年）一书启发而选的题目。我到2012年4月初提交的开题报告还是这个题目，原始文献都已经搜集得差不多了，但读资料提不起兴致，一直拖延。相反，宇宙观的变化这个题目明显更能让我兴奋起来。这种兴奋感，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我自己的经历。小时候在乡村见识过传统丧葬礼仪、关亡术、相面术、算命术、风水术等被归为“迷信”的东西，神神秘秘、偷偷摸摸的样子让小孩子既恐惧又好奇。后来读书多点儿才知道，这些“迷信”在古代中国不只是底层“愚民”的专有物，即便是顶级精英也是这样看待世界的。我当然就想知道，这些原本可以登大雅之堂的思维和行动方式是怎么变得这么尴尬的。学界一般认为是和近代科学发展有关，所以我买过很多研究科学与“宗教”（以及“巫术”“迷信”）的关系的书。
最后，获得导师鼓励，放弃原选题，把清末民初的宇宙观变化作为博士论文选题，到4月20日左右提交了新的研究计划，题目是“天变，道亦变：清末民初宇宙想象的转变” 。这个临时拼凑的研究计划很粗糙，题目太大，边界不明晰，拟使用的原始文献和理论资源都仍然模糊不清，可行性并不高，冒了很大风险。唯一的好处是，我真感兴趣。事实证明，选一个能够让自己兴奋起来的研究题目是至关重要的，对自己真感兴趣的事情，为它熬多少夜，白多少发，跑多少路，求多少人，都是开心的。新发现一个证据可以证明自己的猜想，多推进一小步，都会兴奋得难以入眠；发现一条证据与预判相抵触，需要做出解释或者调整预判，都足以让人苦心焦虑，辗转反侧。整个写作过程，我都是在失眠、咖啡、失眠的循环中度过的，还非常热衷于和别人讲我发现的有趣的资料、故事或学理。一言以蔽之，过度兴奋。博士论文写完，头发白了很多。但，从不后悔。我在高校任教后，多次语重心长地向学生说：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是去做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情，因为真正感兴趣的事情会给你快乐，你才会不计成本地付出，遇到困难才更容易挺过去，更容易取得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