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十大好文（四）( 三 ) |海德格尔|此在

（二）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认知方式的差别，为强制阐释提供可能
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一个时期里，以“科学方法大辩论”为标志，诸多哲学学派及一大批代表人物，对忽视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之间的差异，以自然科学方法进行精神科学研究的落后状态，给予强烈批判。有两个重要人物应该提起。一个是弗莱堡学派的核心人物李凯尔特，另一个是被称为现代阐释学之父的狄尔泰。李凯尔特继承其导师文德尔班的价值论哲学，将精神科学的研究重点转换为价值研究，区别于自然科学的事实研究。由此，对精神现象的认知，完全以人的主观意志所决定，由独立的个体认知确定“是”与“应该” ，而无真相和真理可言。所谓自然科学研究的客观性、确定性被彻底瓦解，一切判断和结论，失去可能的一致性与衡量标准。特别是在历史事实认知与价值判断上，彻底转向相对主义进而为虚无主义。同时期的狄尔泰，从生命哲学的立场，考察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别。在他看来，精神科学必须立足于人的内在经验，必须以对生命的体验和理解为基点，展开对精神现象的认知和阐释，以此区别于用逻辑和实证方法对自然客观现象的说明。由此，狄尔泰宣称：“我们说明自然，我们理解精神”（we explain nature ， we understand psychic life）。用现在的眼光看，狄尔泰如此区别的核心是什么？我们认为，在阐释学的意义上，归根到底是一个确定性问题。自然现象的研究，其结论是可重复、可验证的。个别的认知可上升为普遍真理，独立个体的经验可归化为一般经验。精神现象的研究则完全相反，其结论不可重复、不可验证，个别体验与认知不可以且不应该上升为普遍真理，独立个体的体验不可归化且不应该归化为一般体验，甚至可以认定，就不存在所谓一般性体验。一千个读者有比一千个更多的哈姆雷特，各种体验之间不可通约或不可公度。因此，对精神现象的认知绝无确定性可言。精神科学知识的非确定性由此而为铁律。这些被后现代各种主义捧到极端的提法，为强制阐释的泛化提供了借口。再看海德格尔对梵高鞋子的阐释。我们可以想象，一个阴晦不明的暗夜，他独立于梵高的作品面前，凝视着那双本无意味的鞋子，心中跳跃着同样晦暗不明的存在论念想，天空和大地、人和神，交错变幻，起伏摇曳，集中投射于作品，梵高创造的感性、生动的艺术珍品成为他抽象晦涩的哲学象征。对他而言，可重复吗？对他人而言，可通约吗？不可证实，亦不可证伪。更重要的是，无须证实，也无须证伪，海德格尔自说自话足矣。此类阐释对梵高，对他人了无意义。因此，随意而粗暴的强制，广泛成为阐释者显露和张扬本己，制造理论和意义的一般手段，只是见怪不怪而已。重要的还是确定性问题。梵高的作品意义无确定性解索，但同样的是，海德格尔的思想亦无确定性的理解可言。因为他的如此阐释充分证明，任何对象都可以成为他理论的证明，他的理论可任意贯注于任何对象。确定性的目标及其追求，被海德格尔放弃，当然，他也同时放弃了确定的自我。
（三）后现代的理论生成方式，使强制阐释大行其道
就文学理论而言，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其发展路径大致经过了三个历史阶段，从“作者中心”到“文本中心”再到“读者中心” 。在此三个历史阶段中，分化和衍生出诸多优长明显的重要理论和学派，彼此之间相互否定和替代，各领风骚，轮番占据主导地位。但是， 20世纪60年代以后，以解构主义的兴起为标志，当代西方文论的基本格局发生深刻变化，总体放弃了以作者—文本—读者为中心的追索，走上了一条理论至上道路，开启了以理论为中心的时代。其基本标志是:理论而非实践，是全部学术的出发点和生长点，理论生产理论，理论宰制实践，理论成为检验实践的标准，实践为理论作注。在文本阐释上，理论背离文本，强制决定文本意义，消解和重置文本证明理论。短短百年，西方文艺理论的中心话题多次转移变幻，从没有文学的庸俗社会学到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为强制阐释提供了巨大空间和动力，以致无限膨胀，汇成理论生产理论、理论至高无上的汹涌潮流，左右了当代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走向。既然理论生产实践，而非实践生产理论；文本基于阐释，而非阐释基于文本，理论在实践与文本面前当然无所顾忌，理论持有者可以任意宰割实践，以理论为目的和标准，肆无忌惮地修正以至篡改文本，强制文本为理论服务。理论如何驾驭文本？如果理论立场和动机与文本整体一致，阐释自然无所谓障碍。如果理论与文本相左，甚至相背，阐释者为达及其指向性目标，只能强制阐释，如海德格尔强制阐释康德和梵高的方式。可悲的是，在实践和文本，尤其是在经典文本面前，理论总是软弱的，特别是在理论生成初期，软弱的理论总是要借助经典光大自己，恫吓他人，抵抗定见，经典因此而成为强制阐释的经常性对象，强制阐释也因此而无限壮大了自己。经典是经过历史检验的真理性认知和价值载体，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和示范性意义。强制阐释绑架经典，用经典打扮和包装自己，使人真假莫辨。最为典型的是20世纪60年代勃然兴起的接受美学和读者理论，为强制阐释制造了看似合理的理论根据。其总体倾向就是，读者是文本意义的最终决定者，读者可以对文本作符合本己感受或意图的任意理解和阐释，读者独立生产文本之意义。如此，阐释主体可以无视一切规则和约束，对既定文本作无限不同的阐释与强制阐释，成为文学阐释的最高境界和普遍追求。对此，伊格尔顿曾经发出批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读者对它的反应，不然批评就会陷入全面的无主状态。《荒凉山庄》就会仅仅成为读者们所拿出来的成千上万个不同的、经常相互抵触的解读，而‘作品自身’却会作为某种神秘的未知数而失落。如果文学作品不是一个包含某些不定因素的确定结构，如果文学作品中的每种东西都不确定，都有赖于读者所选择的建构作品的方法，那又会发生什么呢？在什么意义上我们才能说我们是在解释‘同一部’作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