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学|自1970年代末起，他一直是香港文学进程的参与者和见证人｜陈子善 |冯伟才|冯兄|香港|陈子善|罗孚

幸好我1993年到香港中文大学英文系访学三个多月留下了一份日记，否则我怎么认识冯伟才兄的，真是无从记忆了。查我的《香港访学日志》， 1993年2月27日记曰：“上午与冯伟才、罗孚见面，观罗孚所藏之《药堂谈往》手稿和周氏佚文二十一篇（小品和译作），大部分未发表，为意想不到之大收获。 ”3月23日又记曰：“中午冯伟才宴请，托其带书回沪，罗孚同席。下午与罗、冯至青文购书，漫游香港文化中心。 ”这是冯兄与我最初的两次见面，时光荏苒，距今已将近三十年了。
后来我才知道，冯兄曾是罗孚先生的老部下，主编过《新晚报·星海》，而我1980年代初只给香港《文汇报·笔汇》写过稿，根本不知道还有《新晚报·星海》。罗孚先生幽居北京十年，回港后捐赠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知堂回想录》（即《药堂谈往》）手稿也是由冯兄带往北京送达的。冯兄还编过一部《香港当代中国作家选集·罗孚卷》，编得真好。罗孚先生在京期间，我常去信或登门请益，也许正是出于这层关系，冯兄与我一见如故，很谈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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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左二为作者，后排右一为冯伟才
到了1990年代，我有机会多次到港或经港赴台参加学术研讨会，保存下来的一张与香港文学界友人欢聚的合影中（上图），有黄继持、古苍梧、杜渐、黄俊东、卢玮銮、许定铭、陈浩泉、陈辉扬诸兄，冯兄也在座。可见我们当时交往已较频繁，这不仅是因缘际会，更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对中国现代文学和香港文学的浓厚兴趣。
冯兄与我有更密切的合作则自他主编复刊的香港《读书人》月刊开始。承他不弃，嘱我与香港的周密密女史和台北的吴兴文兄一起担任《读书人》“特约编辑” ，我当然乐于参与。所谓“特约编辑” ，其实并不实际参加编辑，而是每期提供内地和港台的新书讯息和文坛动态，这就“逼”得我读了不少新书。手头正好有一本《读书人》1995年7月号，该期就刊出拙作两篇，一篇是《一部关于上海的世纪传真——“上海热”中看〈二十世纪上海大传真〉》，另一篇是《巴金〈再思录〉的无言抗议》，署了笔名“善文” 。二十多年后重读，仍自以为写得还可以。我应该感谢冯兄提供了这个难得的写作交流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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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和冯兄又多次在香港、上海和深圳等地见面畅叙。 2009年8月，我们两人的角色发生转换，轮到我来主编刊物了，那就是以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学和文化为主的《现代中文学刊》。冯兄也理所当然地成为《现代中文学刊》的作者，在敝刊上发表了已收入《香港文学半生缘》的《在历史的空间中对话——评〈香港文化众声道〉》等文，给敝刊以很大的支持。
现在应该说到冯兄即将出版的这本新著《香港文学半生缘》了。在我看来，对香港文学的研究，就香港本地作者而言，如果说叶灵凤、刘以鬯、罗孚他们算第一代，陈炳良、黄继持、卢玮銮等是第二代，那么冯兄与也斯等应属于第三代了。冯兄并不是学院中人，却是研究香港文学的理想人选。因为自1970年代末起，他一直是香港文学进程的参与者和见证人，所谓“半生缘”正是指这长达半个世纪的与香港文学的不解之缘。他同时对内地和台湾文学也有广泛的涉猎，不妨举两个例子。一、他1985年8月就到北京访问沈从文先生，在《香港文学》上发表了《访沈从文谈〈边城〉》。这是沈从文晚年难得的一次回顾自己这部代表作，至今仍不失其参考价值；二、他编过《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台湾乡土文学论战论文集》，也至今是研究这次重要论战的参考文献。因此，冯兄具有宽广的学术视野，研究香港文学不是孤立地看待香港文学，而是既以香港为本位，又能从内地、香港和台湾三地互动的视角出发考察和评论，再加上他能熟练地运用场域理论、后殖民理论等新的研究方法，所以能自成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