嘲讽|达伯霍瓦拉评《低级趣味》︱经受嘲笑的考验约翰·洛克|嘲讽|托马斯·霍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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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civil Mirth: Ridicule in Enlightenment Britain, by Ross Carroll, Princeton, April 2021, 255pp
在一个基本上人人目不识丁的世界里，笑是一种与他人一起做的事情。幽默领域的早期理论家认为，幽默是言论而非写作的一种形式。而言论可以是高度危险的，就像《圣经》所警告的那样：“生死在舌头的权下” （箴言）；“舌头是火， ……是个不公义的世界” （雅各书）。在经文的其他地方，舌头还被比作利刃、剑、弓、箭——话语是致命的武器。《圣经》未曾为欢笑正名。例如，使徒保罗提醒以弗所人不要沉迷于“愚蠢的谈话或玩笑” 。只有以利亚嘲弄那些代言巴力神的假先知的例子似乎表明， “滑稽的机智”有时是对“卑鄙的”事情的最好回应，正如十七世纪的神学家艾萨克·巴罗（Isaac Barrow）所写的那样， “当直白的声明不能启迪人们……直率的论证无力穿透时，理性就会把它的地位放手让给机智，让其来承担指正和责难的工作” 。
但是，如何在不冒犯他人的情况下进行娱乐？佛罗伦萨的礼仪权威乔万尼·德拉·卡萨（Giovanni della Casa）曾经在1558年如此解释：“有两种玩笑” ， “一种是锐利而严苛的；另一种是无害而纯真的” 。玩笑应该“像羔羊那样轻咬，而不是像狗一样啃噬” ，否则就会成为“某种冒犯” 。与他同时代的人一样，德拉·卡萨认为笑声主要是蔑视的一种表达——“与对某人造成任何真正的伤害相比，对他施以嘲笑是一种更大的蔑视” 。正如伊丽莎白时代的人文主义者托马斯·威尔逊（Thomas Wilson）笔下那样， “那些能让人欢笑的场景和让我们快乐的方法——是我们在别人身上看到的滑稽、肮脏、畸形以及所有那些邪恶的行为” 。在《忧郁的解剖》（1621年）中，罗伯特·伯顿（Robert Burton）从受害者的角度提出了同样的观点：“一个苦涩的玩笑、一次诋毁、一句诽谤，能够比任何财物损失、危险经历、或者身体上的痛苦与伤害都更加深刻地刺痛一个人。 ”
在十七世纪的英国，各个社会阶层的人们都为保全自己的名誉而反对这种口头上的轻薄。嘲讽引发了频繁的暴力争斗和无休止的诽谤诉讼。 1638年，托马斯·霍布斯建议他的贵族门生查尔斯·卡文迪什：“避免一切攻击性的言论，不仅是公开的谩骂，也包括那种讽刺性的闲言碎语。 ”贵族年轻人常常将这类言语挂在嘴边，而这将为“许多两败俱伤的决斗”创造诱因。他警告说，嘲笑别人是傲气十足的自恋的表现。但作为一位政治理论家，霍布斯将社会生活视为某种竞争，他也因为同样的原因而重视笑声：它是一种可怕的蔑视指数。他在《论公民》（1642年）中写道，所有“心灵的愉悦和欢乐”都包含在对他人的优越感中，所以“人们别无他法，必须通过笑声、语言或手势来表达相互之间的某些鄙薄和轻视” 。
几十年后，约翰·洛克也“明言反对说笑” 。 “未经妥善管理的话”会造成“危险的后果” ，他还敦促年轻人戒除说笑。他模仿别人颇有名气，也为自己的机智风趣感到自豪，但他认为笑话是有风险的，因为它们很容易引发冒犯：“面对着一个微小失误就可能破坏一切的情况，恰当管理如此美好而棘手的事务，并不是每个人的天赋。 ”与其同样恶劣的是在宗教问题上的“轻浮的论述”和“不合适的噱头” 。在十七世纪七八十年代，洛克督导了安东尼·阿什利·库珀的教育，此人后来成为第三代沙夫茨伯里伯爵，洛克的观念似乎给他的学生留下了深刻印象。沙夫茨伯里于1698年在荷兰自我放逐期间，研究了斯多葛学派，并试图抑制自己谈笑风生的欲望。他在一本笔记中写道：“没有什么比这更不安全，也更难管理的了”；相反，人们在笑的时候应该“独自一人” ，而且只在“严肃的时候”发笑。与霍布斯和洛克一样，他认为说笑是一种危险的反社会力量，并谴责“在宗教问题上说三道四”以及嘲讽虔诚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