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史|钱文逸评《雄辩的身体》｜重塑美术史研究的感知媒介( 四 ) |雕塑|容格|浮雕|艺术史

这种在学术研究视觉呈现层面的“再媒介化”体现出作者对图像在学科实践中所起作用极富自我意识的观照。它也标示出美术史研究在人文研究领域整体的特殊位置与使命。作为不断在视觉经验与语言经验间穿梭的两栖思考者，美术史学者应当警惕学院话语的语言中心偏见，不断开掘和反思视觉与图像自身的认知论潜力，并将之反哺到人文研究的思考内部。我们不仅要深耕学科论述与概念，亦要对学科内部的“视觉实践”保持高度的自觉、反思与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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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乌塔面部细节，瑙姆堡大教堂敬献人肖像，摄于1939年
书中多次论及摄影在现代时期如何影响学科内部的阐释，其中最有趣的一例莫过于第五章瑙姆堡大教堂敬献人肖像（Donors’ Portraits, Naumberg Cathedral）中乌塔（Uta）一人的雕像（图七）。容格回溯了流传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对乌塔面容的特写照片，人们在对这张照片的接受中带入了同时期电影文化中的女性形象（如《卡萨布兰卡》中的褒曼）。这种“哥特冷艳”（Gothic cool）的审美更被新兴的纳粹党标榜为德意志民族艺术的精髓，用来反衬现代艺术的衰败与“堕落” 。容格的分析意在打破摄影和现代媒介文化所制造的滤镜，她把注意力从乌塔被遮住的面容转移到她的手势和体态所强调的触觉上，更通过强调人物整体动态的稍纵即逝瓦解雕像照片肃穆的距离感。乌塔并非一位冷艳的电影女星，而是极富感官吸引力的有血有肉的中世纪贵族女性。（198-200页）
需要指出的是，再媒介化不仅体现在对作品的视觉呈现与分析上，还深切改变了阐释学本身的实践。最能体现其成功之处的是第二和第四章中的两段精彩解析，有趣的是，这两个案例均包涵一组具有一定对立性的雕塑——在斯特拉斯堡大教堂的入口处的是一对象征基督教会（Ecclesia）和犹太会堂（Synagoga）的女性化身形象，在马格德堡大教堂（Magdeburg Cathedral）是一组表现聪明童女与愚拙童女的雕像（Wise and Foolish Virgins）。在这两组材料中，容格的阐释策略包涵几个步骤：她先是打破由照片和道德喻义阐释所建构的人物之间的“静态对立”关系；再通过动态观看挖掘具体人物形象复杂多变的物质形态与宗教意涵；最后，借由动态延展开的多元意涵对雕塑组中长期与负面涵义联系起来的人物形象（也即犹太会堂的人格化身和五位愚拙童女的形象）进行一种更富人性化的解读。这种解读最终落脚在中世纪观者与这些负面形象的情感联结上，也即，面对这些被排除在基督教正统教义或宗教救赎以外的形象，观者是否有可能产生拒斥、否定等负面情绪以外的更具建设性的感受？倘若这些人物也同样是人性代表中的一员，渴望救赎的信众能否与她们产生片刻的共情、认同（“心变柔软的过程”[softening of the heart] ， 89页），并从中对教义形成更丰厚的理解？容格深知中世纪宗教艺术中长期存在用视觉文化制造不同信仰群体间分裂与敌意的案例，但她通过对动态观看的关照找到了一种更开放更富人文关怀的立场，也为宗教艺术中所体现的具体历史情境内的情感观念提供了新的视觉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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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斯特拉斯堡大教堂南部耳堂入口处，基督教会和犹太会堂人格化身雕像，正面平视对照图（发表于19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