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牌坊|“小山丛竹”石牌坊年代考( 二 ) |朱熹|晋江县志|石牌坊|泉州

三、华侨大学陈允敦教授生前所著的《泉州名匾录》中介绍“小山丛竹”之匾曰：“该四字系朱熹手笔，体近行书，字径七寸余，原挂于‘小山书院’之讲堂，后移勒作为小石坊，坊高仅一丈三尺，立于泉州府城隍东北之‘过化亭’南，字法肃穆古雅。府志称：康熙四十年，石额没于卒伍，旋移匿于民居，吏穷诘之，仍得归还，为寻旧址而楹竖之。故此额确系原刻。 ”按陈允敦教授的说法，朱熹所书“小山丛竹”四字原应是刻在木匾上，挂于“小山书院”之讲堂，后移勒为石匾建坊竖于过化亭之南，石牌坊倒圮后，石匾丢失，到清康熙四十年(1710年)寻得石匾后又在旧址重建此坊。他所说的“小山书院”之讲堂应是指朱熹所建的“小山从竹”亭，而不是指徐之霖在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另建的讲堂，即“诚正堂” ，否则不会认为此石匾是“原刻” 。
根据清乾隆《泉州府志》和道光《晋江县志》所载的徐之霖《自记略》来判断，上述对于“小山丛竹”石牌坊的几种说法都不尽正确，与历史事实有所出入。为免于赘述，本文不逐一加以分辨，仅着重阐明以下两个问题，其它问题就迎刃而解。
一、现在的“小山丛竹”石牌坊不是重建，而是另建。徐之霖的《自记略》叙述得很清楚， “小山丛竹”亭与“小山丛竹”石牌坊是两座不同的建筑。他说：南宋时，朱熹所建的“小山丛竹”亭， “历久倾圮” ，明嘉靖间，泉州通判陈尧典“重构斯亭” ，更名“过化” ，后“复为兵燹所毁，基址侵作民居”；清康熙甲戌即三十三年(1694年)他出任泉州通判后， “锐矢兴复，仅节一岁所支俸钱” ，于康熙乙亥即三十四年(1695年)又于亭左另建“诚正”讲堂，四十年(1701年)建成，还于亭后建“瞻紫”书屋，右畔筑“敬字”亭，并且在五贤祠门外“仍竖坊表于通衢，俾人知所礼” 。这就是说，泉州通判徐之霖在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重建的是“过化”亭，即“小山丛竹”亭，在康熙四十年(1701年)另建“小山丛竹”石牌坊，而且亭与坊的位置不同，没有联为一体。所以说， “小山丛竹”亭与“小山丛竹”石牌坊绝非同一建筑。现在徐之霖重建的“小山丛竹”亭已成历史的陈迹，而保存下来的则是徐之霖另建的“小山丛竹”石牌坊。
二、“小山丛竹”石牌坊上的石匾（字版）不是“原刻” 。据徐之霖的《自记略》说，南宋朱熹“种竹建亭” ，并自题“小山丛竹”四字，但没有讲明是刻于石匾上，还是刻于木匾上。不管是石匾，还是木匾，可都是装饰于“小山丛竹”亭。到了明嘉靖间泉州通判陈尧典重建该亭，虽更名为“过化” ，而朱熹题写的“小山丛竹”之匾依然装饰在此亭上，其形式不明，但可以肯定，斯时亭上之匾是石匾。如果当时该匾是将南宋时的木匾而改为石匾者，它就不能称之为“原刻” ，而只能称之为仿刻；如果当时还是使用南宋时的石匾，当然它是称之为“原刻” 。后来该亭“复为兵燹所毁，基址侵作民居，石额没于卒伍” 。到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泉州通判徐之霖再次重建斯亭时，找到这方被藏匿的石匾， “循旧址而楹竖之” ，即在亭口按原来的地方立柱竖之，依然是与该亭联为一体。所以，若说石匾是“原刻”者，应是立于“小山丛竹”亭（过化亭）的这一方，而不是立于现存这座石牌坊的这一方，后者应是根据前者再仿刻的。因为“小山丛竹”石牌坊是徐之霖“小山丛竹”亭重建六年后，即康熙四十年(1701年)为了“俾人知所礼”而在五贤祠门外的通衢中另外建造的，而且当时并无把“小山丛竹”亭的石匾移嵌于“小山丛竹”石牌坊上。所以说， “小山丛竹”石牌坊的这方石匾是康熙四十年(1701年)重新仿刻的；如果说它是“小山丛竹”亭的那方“原刻” ，徐之霖谅必不会在其背面镌刻他的《自为记》，否则会患有亵渎先贤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