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民|石钟扬：悠然见南山——王树民先生论学书札( 三 ) |石钟扬|中华书局|王孝子

《文学遗产》1985年第一期发表了王先生的《古史诗鍼是谁作的》，同年第四期发表了许先生的答辩文《古史诗鍼应是戴名世所作》。 1986年3月5日王先生有信说：“许永璋先生答辩文章，亦确如所言，殊为乏力。 ”
“殊为乏力”是我的观点。我撰文从来历不明、风格不高、史观文风不类戴氏、究为谁作四个方面与许先生商榷，王先生在指出许先生答辩文章“全为遁词，回避正面的问题”的前提下，细数了许文失实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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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孑遗录》
王先生在1986年7月2日与8月20日的两信中，提出一个方案，用我俩通讯讨论的形式来解决《古史诗钱》作者问题。他拟总题可用“关于《古史诗鍼》作者问题讨论通讯” ，内容分两部分：一、石钟扬致王树民书，二、王树民复石钟扬书。因此类问题一般人不重视，一般刊物也不欢迎太长，先生竟亲自动手将拙书稿大为压缩，与他复书字数相近，共约四千字左右。 “拟稿如有不妥，可加删补” ，先生如此嘱我，我则为之不安良久。
尔后王先生有多封信与我讨论此通信稿的发表，从《江淮论坛》到《古籍整理研究》辗转多时，终《河北师院学报》1987年第三期发表，才了结此案。
然而《古史诗鍼》到底谁作的呢？这让我想起一个“红学”故事：周汝昌先生“文革”中在“牛棚”里续补了曹雪芹一首诗，传出后引发了一场曹诗真伪之争。虽然这玩笑开的太大了，但周先生在“牛棚”中聊以寄怀的苦衷还是可以理解的。借古人酒杯，浇胸中块垒，固诗人常态。借不着合适酒杯自造一个，在“文革”中似不止周汝昌一例。自斟自饮无妨，公之于世则有失严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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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名世散文选集》
1997年3月14日王先生有信云：“今年《文史知识》一月5号有俞樟华同志的一篇《近十几年来戴名世研究综述》，其中关于《古史诗鍼》，直称是‘戴名世的咏史专著’ ，文内虽说到我和何冠彪有反对的意见，而不提论据，反说许永璋逐条论析了，好像论据都已被驳倒了的，又说许文也有支持的，即许总在《江淮论坛》上的文章。其文貌似公正，实为伪劣打掩护，不知你看到此文否？”
王先生接着说：“看到此文时，我准备写一篇决非戴名世所作《古史诗鍼》，前者因身体欠适，一直未能执笔，最近才写出来，主要采用了1986年我们互相通讯的内容（发表在《河北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打算投给《文史知识》。不知何时才能与读者相见，看来打击伪劣还是一个不容松手的事情。 ”可视为此案的余波。
三
香港大学何冠彪有《戴名世研究》（香港大学中文系1987年2月版）出版，蒙他不弃，有书赠我。全书分上篇生平与著述，中篇思想、史学与文学，下篇生平与著述，中篇思想、史学与文学，下篇《南山集》案。附录中有《古史诗鍼》非戴世名佚稿，王树民《戴世名集》商榷。
何冠彪在《自序》中说：“我认为学术观点是可以通容的，只要持之有据，言之有理，不同见解未尝不可以共存。可是史事的正伪、史料的真伪，却没有丝毫可以回转的余地”“所以拟书甘冒大不韪之名，对前贤时彦的说法，必求其真然后才敢相信；否则，即使是相交的前辈或系中的同事，也不敢不指摘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