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学防沉迷游戏,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新规出台( 四 ) _和小学生打了几天游戏我想聊

带着问题，我又咨询了西北大学心理学系的曹教授，他提出了若干不同的看法。
比如他认为：游戏仅是一种媒介，媒介反应的是心理，而心理是出现在媒介之前的，只不过媒介把这种心理具体的勾画出来、满足到了而已。
【中小学防沉迷游戏,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新规出台】按照曹教授的看法，人总是渴望被温柔的对待，被公平的接受，但现实社会却很难绝对做到这一点，尽管电子游戏目前也没能完全做到，但它一直营造的相对环境，总是要比现实世界好得多，所以年轻人包括未成年人才会对游戏趋之若鹜。
其次人是渴望被鼓励，被赞美的，这同样是现实中稀缺的情况，尤其是社会高速发展的时刻，前提是效率至上，“善意的对待”会变成退而求其次的事情。
最后就是“为什么总是是未成年人”的问题：因为孩子比成年人更加敏感，更加渴望公平、开放、鼓励和赞美，这是人的本能。况且成年人可以通过其他方式缓解、弥补，转移上述情感的匮乏（比如购物，聚会，旅游等等），但孩子的渠道可能会少一些。
而且学校、家庭或者社会层面，目前也缺乏这样的心理建设。于是自然而然只能由游戏来承担，客观环境造成现在的孩子越来越孤独，他们比从前的孩子更加缺乏应有的快乐和必要的关注，所以更容易从游戏上寻找满足情绪的出路。游戏多少也是“无意间”承担了义务，因为它具备了本该由日常生活提供的情感属性。
至于防沉迷也好，实名制也罢，曹教授认为原则上还是一种“技术诉求” ，是“技术之上”的观念惯性，但现在面对的不完全是、甚至压根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心理问题，过分地强调技术层面的内容，其实是把这一问题割裂化和简单化，反而不太利于具体问题的顺利解决。
一劳永逸？至于这一问题的解法，曹教授并没有给出答案。他说自己没这个能力，再说想要“一劳永逸地解决心理层面的问题”这个想法，本身就是解决该问题的最大阻碍。
曹教授给出的，依然是很简单的例子：好比某个公司产品滞销，绝不是销售部门一家的问题，而是整个公司的问题，这和防沉迷问题在原理上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同。所以未成年人的问题，绝不是电子游戏厂商、孩子家长、学校的“三方博弈”，而是需要国家层面的长期付出，无论是政策层面，还是观念层面。
其实防沉迷的问题也并非中国独有，例如游戏产业更为发达，游戏理念更为先进的日本，同样面临这一困扰。2020 年 3 月 18 日，日本香川县议会就正式通过了《网络及游戏成瘾对策条例》（《ネット?ゲーム依存症対策条例》），这项条例已于同年 4 月 1 日具体实施，它是日本第一个与“防沉迷”相关的法案。
针对这一法案，日本无论是有关专家，还是未成年的父母，以及网民都给出很多建议和意见 —— 诸如“是否针对具体游戏的类型，做出更具可操作性的具体规定，而不是仅在游玩时间上搞一刀切”，以及“该法案是不是会造成未成年觉得玩游戏有罪恶感，玩游戏就是犯罪的错觉”等等。
中国有中国自己的特点，无需更没必要参照日本的相关政策实行，但日本各界针对法案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也还是有参考价值：
防沉迷也好，实名制也罢，除了从预防角度考量之外，是否也应该加强引导方面内容；除了针对电子游戏这个客体进行间接约束之外，是否也相应继续加强对于人这个主体的直接关怀？
其实早在 2005 年，我国文化部《关于引导未成年人健康游戏意见》中，就引用了联合国有关儿童进行游戏的观点，即表明了针对电子游戏相关问题的原则性基调：对于儿童，游戏是和生存、受教育同等重要的一项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