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文|新出曾伯壶铭文“壶章”考( 二 ) |曾伯壶|青铜器|所显扬|先民

曾伯于壶铭所显扬之“章” ，乃“先民”之所尚。这里的“先民” ，金文未见，但观之典籍，当具有特殊涵义。《尚书·召诰》云“相古先民有夏” ，《诗·小雅·小旻》“匪先民是程” ，《诗·大雅·板》“先民有言：询于刍荛” ，《诗·商颂·那》“自古在昔，先民有作” ，《左传》哀公十五年“先民有言曰：无秽虐士” ，这些记载中的“先民”涵义类似，均非普通民众，而是指民之贤者。曾伯壶铭文中，曾伯所列自身的文治武功、治国方略及德行，其背后所蕴含的价值观念，正是“先民”所秉持、崇尚的，优秀统治者所拥有的政治品质。曾伯之所以要强调“壶章”乃“先民”所尚，一方面说明自身功绩乃是继承先辈所得，另一方面也有自比前贤、夸耀自身功绩的意味。
“壶章”这一表述，其实展现出了东周青铜器铭文的新特征。结合其他彝铭资料与传世文献可知，东周时期青铜器“自我铭功”的功能日趋凸显。《礼记·祭统》记载：
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恶焉，铭之义，称美而不称恶，此孝子、孝孙之心也，唯贤者能之。铭者，论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勋劳、庆赏、声名，列于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显扬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顺也。明示后世，教也。夫铭者，壹称而上下皆得焉耳矣。
依此记载，子孙在钟鼎之器上镌刻祖先功烈，既显扬孝道，又垂范后世。这更符合西周铜器的特点与功能。西周青铜器铭文中虽不乏作器者功绩之记载，其重点却在于颂扬宗族祖先， “祭器”的性质比较浓厚。到了东周时期，贵族在彝铭中多进行自我称扬（如本铭通篇自矜之辞），原本用于夸耀祖先的溢美之词被用于形容作器者自身，在这一过程中，青铜器“自我显扬”的特征逐渐凸显。《左传》襄公十九年载：
季武子以所得于齐之兵作林钟而铭鲁功焉。臧武仲谓季孙曰：“非礼也。夫铭，天子令德，诸侯言时计功，大夫称伐。今称伐，则下等也；计功，则借人也；言时，则妨民多矣，何以为铭？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铭其功烈，以示子孙，昭明德而惩无礼也。 ”
臧武仲在批评季孙作钟行为时，提到天子、诸侯及大夫铭功的不同内容，这在当时社会未必如此严格遵行。但此记载反映出，春秋贵族群体盛行在铜器上铭功，镌刻内容包括“令德”、“言时计功”和“称伐”等。又如《国语·晋语七》“既弑厉公，栾武子使智武子、彘恭子如周迎悼公”章记载晋悼公任命魏颗之子令狐文子时称：“昔克潞之役，秦来图败晋功，魏颗以其身却退秦师于辅氏，亲止杜回，其勋铭于景钟。 ”这里魏颗的战功被专门记于景钟。青铜器的“铭功”功能到战国时期更为明显。战国晚期中山王方壶铭文（《集成》09735）云：
因载所美，昭犮（跋）皇功，诋燕之讹，以憼（儆）嗣王。 ……呜呼！允哉若言，明犮（跋）之于壶而时观焉，祗祗翼翼，昭告后嗣，唯逆生祸，唯顺生福，载之简策，以戒嗣王。
铭文显示，作器者中山国君任用贤臣，在平定燕乱中立下大功，故而要立言于壶，使功烈彰显，使时人观之，使后继者引以为训。铭文中， “昭跋皇功”、“明跋之于壶”均指将其言著之于壶以显大功。战国早期羌钟铭文“用明则之于铭”（《集成》00157）一句涵义与之相近。可见，传世文献和金文材料表明，著己功于铭乃当时的社会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