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生活各部分日益理性化，整体却非理性化？本土文化

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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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反现代化思潮，我们能清晰见到其中有确定的模式存在，无论何处这种持续的批评之基本内涵，是建基在一套反映了现代与传统社会种种异点的二分概念之上的。在这个批评的传统中，存在着一个我们称为“文化民族主义”的范畴：在任何文化或国家，只要是它面对现代化的民族国家的军事力量与经济优势，被迫为自卫向外做文化引进时，不可避免地就要发生。文化民族主义的普遍模式首先在日耳曼诸邦及其他“非西方”的欧洲民族中（如俄罗斯诸民族）出现；他们的文化哲学理论与批评预示了也显示了非西方文化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态。只在极少数的思想家中（如甘地）这种矛盾才不存在，其理由正因为这些思想家情愿牺牲他身属的民族国家的强盛，也牺牲其人民生活的物质标准，才会成为可能。
许多反现代化批评者在少年时都是献身现代化的，也常是热切的反传统主义者。在他们年少生命的某一点上，他们身历了一种精神的或情绪的危机，经验了一种宗教性的“改宗”或“觉醒” ，其结果，他们变成了热切的反现代化传统主义者，而其原因并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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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焦虑》，作者: [美国] 艾恺，版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2年4月
他们的文化哲学的绝大多数并不真的是反对现代化；却是在实质上倡行一种本土精神文化与外来物质文化的混合、连接或融合。许多都隐然地意味着本土精神文化的高超性，却同时提倡从现代文化做选择性的引借。这个公式隐含的结果是：本土文化因之具备了现代化控制自然的装备，同时也保有着其原有的高超精神性。在这些文化哲学的大部分中，本土文化被说成是“外人”的文化（现代化文化）的反面；同样地，对“外人”的构想，也就必然地以本土文化恰恰相反的形象而出之了。
是故，与现代文化的对峙为本土文化提供了界定其自身特殊性与要义的一个场合。这些文化哲学中的国家主义因素，包括了创造国家认同对象的强烈企图，这个认同对象在向现代文化进行大规模文化引借时面临了严重的威胁。例如，日耳曼浪漫主义，变成了德国国家主义思想与泛日耳曼主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泛斯拉夫主义的理论也采纳了不少斯拉夫主义者的理论。至于泛亚洲主义，通常每个思想家都以他自身的文化为整个亚洲的“精义”、“代表”或“中心”；事实上，政治上最重要的泛亚运动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它容纳也运用了日本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
形成民族认同对象的努力的一个方面—特别是在向外进行大规模文化引借的时期—是对本土文化复苏与重振的想法。这想法同时也包括了摒弃与否定传统文化中某些不适于现代社会的因素，与此同时界定真文化的“核心”与“要义” 。与此相关地，那些思想家常鼓励别人或自己进行对过去文化传承、语言、文学与历史方面的研究。如果本土文化的文学传承不厚，研究的重心则置于民俗、口头俗文学方面，或界定本土语言之纯粹性方面。在很多的情况下，本土文化的“精义”被认为包含在文学与语言的传统中，例如，泰戈尔和甘地，他们两人对印度本土语言与文学的振兴与保存都很感兴趣。
在认识论方面，许多反现代化哲学常界定一种超越于通常理智的非理智性知识，其描绘的方式常常是指一种直觉，同立基于一种认现实为一“过程”及“流转”的宇宙概念。是故，直觉（有异于“静止”、“限制”与“受束”的理智）能以洞见“最终”“真切”的现实。如果这个思想家是西方人，这种能力被当作人类普遍共有，如柏格森的直观与纽曼的推断力；如为非西方人（俄罗斯、亚洲等），这种能力则被说成在本土文化中特别敏锐、有力或成熟，如斯拉夫主义者的“整合理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