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写故事的任溶溶却并没有闲着 , 在从事翻译工作之余 , 他非常愿意去参加孩子们的集会 , 把国外新奇好玩的故事讲给孩子们听 。 故事讲得多了 , 任溶溶觉得不过瘾 , 国外的故事同中国孩子的生活毕竟有些“隔” , 于是他开始自己编创故事 , 这些故事都跟孩子们的生活有关 , 并且包含了他对孩子们的教导和希望 , 受到孩子们的欢迎 。 文学创作的快乐在这种为孩子讲故事的形式中获得补偿 , 在这种同小朋友面对面的直接交流中 , 那些构思出来的故事也获得检验和反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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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 , 在上海译文出版社编《外国文艺》杂志
【任根鎏|任溶溶百岁寿辰:我的一生就是个童话】1956年1月 , 《少年文艺》的编辑向任溶溶约稿 , 希望他能为孩子们创作一篇童话 。 稿催得很急 , 任溶溶来到南京西路的上海咖啡馆 , 要来一杯咖啡 , 然后铺开稿纸 , 奋笔疾书 。 随着钢笔刷刷地书写 , “没头脑”和“不高兴” , 两个孩子的形象逐渐在稿纸上鲜活起来 , 这个讲了很多遍的故事 , 对于任溶溶来说早已成竹在胸 , 他埋头书写 , 毫无障碍 , 于是这篇中国儿童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 , 在半小时内一挥而就 。
这篇童话创作时间之短同它长远的影响力形成鲜明的对比 。 “没头脑”和“不高兴”带给几代人欢笑 , 也教育几代人成长 , 正是在这篇童话中 , 很多孩子在欢笑的同时学会反观自身 , 改正缺点 。 它塑造的人物是那么形象 , 它指出的问题又那么典型 , 时至今日 , 这篇童话依然被孩子们喜爱 , 并获得共鸣 。
在这之后 , 任溶溶又创作了《一个天才的杂技演员》 , 同样获得成功 , 与《没头脑和不高兴》堪称姐妹篇 。 这两篇童话风格较为相似 , 任溶溶通常会构置起一种喜剧和荒诞 , 让人物身上的缺点在哈哈镜中显形 , “用夸张来刻画童话形象 , 有鲜明的意蕴和佳妙的喜剧效果” 。 虽然只是初试创作 , 但这两篇作品在风格和技巧上都已臻成熟 , 并“与世界儿童文学接轨” , 成为中国儿童文学史上不朽的经典 。
在任溶溶翻译苏联儿童诗的过程中 , 他产生过很多创意和构思 , 他将这些灵感记在小本子上 。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 , 任溶溶对比罗大里的原作和马尔夏克的译作发现 , 译作并不比原作的艺术水准低 , 甚至还有超越 。 从某种程度上 , 译作简直就是在母语基础上的重新创作 。 这印证了他的一些猜想 , 并给他带来创作上的自信 。 他原本打算在40岁以后开始儿童诗创作 , 但是中苏关系交恶 , 使他面临无作品可译的困难 , 于是将这一时间大大提前 。
从1962年到1965年 , 任溶溶创作了《我的哥哥聪明透顶》《爸爸的老师》《弟弟看电影》《强强穿衣裳》《我给小鸡起名字》等一大批脍炙人口的儿童诗 。 这些诗歌大都构思巧妙 , 童趣盎然 , 简洁明快 , 朗朗上口 。 这些儿童诗同样延续了他善于在夸张和喜剧中传递教育意义的风格 , 而有的作品 , 甚至干脆放弃掉所谓的教育意义 , 直接将生活中的童趣瞬间呈现出来 , “将童趣推向一种极致” 。
翻检任溶溶这些儿童诗篇 , 可以发现 , 这些妙手偶得、浑然天成的诗作 , 如果没有一颗童心 , 没有对孩子们真诚的爱是断然写不出来的 。 任溶溶儿童诗的灵感大多来自生活 , 来自对身边孩子们的观察 。 根据他的经验 , “诗的巧妙构思不是外加的 , 得在生活中善于捕捉那些巧妙的、可以入诗的东西 , 写下来就可以成为巧妙的诗 , 否则冥思苦想也无济于事 。 ”例如《我是一个可大可小的人》就来源于他自身的经历 。 而在写作的时候 , 又要从“诗人本位”向“儿童本位”转换 , 使用尽量清浅、好读的语言 , 教训意味不能过重 , 应该“不能只写要儿童做什么 , 同时也要写儿童们要做什么 , 这才是全面的儿童文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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